不论是量子、AI,还是汽车、eVTOL,亦或是生物医药、新消费,几代徽商都在摆脱跟随者角色,从追赶者到全球引领者,进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欧美不曾有过,日本不曾有过,世界第一等,就在中国,就在我手。

  这一步,几代徽商接力奋进了三十年。

  当王传福59岁、尹同跃63岁、杨元庆61岁、方洪波58岁时;当李斌51岁、刘庆峰52岁时;徽商的80、90后,开始上桌了。

  没有恢复高考、乡镇企业崛起,没有民营经济萌芽、加入WTO,也没有野蛮生长、商海浮沉,徽商的8090一代,由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喂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展露出理想和创新气质,他们大部分出身名校,一出校门就被资本拱卫,与世界最前沿无缝对接,和徽商前辈一起,用新的思维方式、方法论构筑中国未来增长引擎。

  九零后的创富暗线

  2008年,贺羽(1992年生)16岁,刚进中科大少年班就找老师谈,说不想上物理课,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上课纯属浪费时间。他指着课本跟物理老师说:“这本书涉及的任何公式我能从第一章背到最后一章。”

  物理老师给他出了十道题,“拿到六十分就免修。”

  结果贺羽得了零分。

  贺羽后来说,因为零分,所以才踏实下来学物理。

  大二时,贺羽是听了院士杜江峰的一次报告才决心加入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在那场报告里,院士痛陈“东借西凑、千辛万苦才买了一台进口仪器,还经历了临时加价、维修等待半年的糟心体验”,贺羽被击中了。

  2016年,杜江峰借给贺羽一个14平方米的办公室,博士在读的贺羽和老师一起创办“国仪量子”——一家以量子精密测量为核心技术的创新企业,八年后入选《财富》中国科技50强。

  2018年,国仪量子引入“科大系”投资,包括科大讯飞、讯飞创投、科大国创和科大控股。率先投资贺羽的,包括他的70后学长刘庆峰(科大讯飞董事长)和50后学长董永东(科大国创董事长)。

  中科大,正是徽商80、90后创富的一条隐藏暗线。

  扶摇直上两万里

  90后徽商,踩中的都是科创风口。

  贺羽赶上的是“第二次量子革命”,根子是人类对量子从被动观测转为对量子状态进行主动操纵,由此衍生巨大机会。

  贺羽创立国仪量子的同一年,他的校友、与他同岁的韩东成(1992年生),也在合肥创办“东超科技”,研发空气成像高科技产品。

  韩东成出身农村,没有院士光环加持。第一笔创业资金是他和合伙人范超的两万块奖学金。但两万块是万万不够去研发什么“空气成像”的。

  韩东成极具商业天赋,他“曲线救国”,用两万块购买无人机和相机,为同学拍毕业照赚钱。很快拿下100个班级订单;接着又招募30位摄影师。100个班级,5000个学生,两个月内拍完。

  两个月净赚18万。有同伴劝他继续干毕业照生意,但韩东成一心要做“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最终打破日本公司技术垄断。

  没想到马克·扎克伯格在2021年宣布了他的“元宇宙”战略,东超科技正处风口,几年内就完成5轮融资,成长为虚拟现实和元宇宙行业独角兽,估值超过30亿。

  徽商80、90后创富跟前辈不同,不靠孤注一掷的勇气,而靠见识抢占科技风口,产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紧密相连,用资本搭台,用知识创富。

  80后印奇(1988年生)是安徽芜湖人,8岁的时候,印奇因为看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而迷上数学。12岁时,印奇拿着一叠稿纸找数学老师,纸上赫然写着“任一大于2的偶数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这是论证过程”。老师看了之后大吃一惊,毕竟那时他才六年级。

  印奇后来也进入了在人工智能江湖扬名立万的清华“姚班”(姚期智创办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23岁创立旷世科技。

  结果,五年后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将人工智能的关注度推上顶峰,印奇也随旷视科技扶摇直上,成为当年的“AI四小龙”。

  没有天使、VC、LP的年代

  在接受纪录片《创新中国》采访时,印奇说,外界的期待与资本的热度超出了自己的规划和想象。

  “我更希望在平和的外部环境下做事情。”

  这句“凡尔赛”是他的徽商前辈们想象不到的幸福。

  王传福(1966年生),当年在深圳,由“大哥大”的火爆预见到电池的前景。但比亚迪初创时根本找不到钱。王传福第一次融资找的是主投传统产业的汇亚基金,结果没被投委会认可。王传福生性倔强,此后再没见过创业投资者。最后还是他的表哥吕向阳(1972年生)借给他250万启动资金。

  据当年的比亚迪副总裁吴经胜回忆,王总对他的融资要求很低,就是“一年贷来300万”。

  吕向阳也是知名徽商,但发迹不靠产业爆破,而是凭借精明头脑和广泛人脉靠房地产、纺织品掘出第一桶金。

  巧合的是,安徽另一位电池大佬李缜(1964年生),在他42岁创立国轩高科前,也是依靠房地产完成原始积累。

  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天使、VC、LP。

  刘庆峰当年创立科大讯飞,几度被资金困扰。最危急的时候,给讯飞续命的是安徽信托、合肥永信和美菱集团,各出资1020万。但三家竟然拿走科大讯飞51%股权。刘庆峰后来回忆:当年的创业者根本没有股权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容易埋下股权架构的“雷”。

  但是徽商80、90后面对的是一个充分丰沛的中国资本市场。

  李斌(1974年生),在2014年造车的时候,对资本运作已经熟练无比,融钱可以从山东融到中东。他的名言:“没有200亿不要造车。”这在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蔚来最早的投资人包括李想、张磊、刘强东、马化腾和雷军,这就不光是钱的事了,还兼具大佬背书,段位高了不少。

  60后、70后、80后、90后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出现了一个企业家阶层。每个年代的企业家都有时代烙印,拥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

  60后徽商,仍然闪耀集体主义的光辉,做拼命三郎努力进取,靠勤俭节约滴水穿石,杨元庆、王传福、尹同跃、方洪波,莫不如此。杨元庆出海,用八年时间才打通全球区域自主IT系统;又花费五年才把IT售后服务系统建立起来。

  奇瑞的另一位创始人詹夏来(1955年生),他曾经问尹同跃(1962年生):“干不成怎么办?”尹同跃回答:“干不成,跳长江。”

  70后徽商,是中国第一代在年轻时就接触互联网精神的徽商,徽商自此开始散发理想和创新气质。李斌(1974年生),发迹于易车网;刘庆峰(1973年生),他的讯飞靠语音技术起家;章燎原(1976年生)的三只松鼠则出身淘宝,是淘系孵化出的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

  到了80后徽商,思想天马行空,创业则以兴趣为出发点。

  旷视科技创始人之一唐文斌说,最初和印奇(1988年生)没想过创业,就是想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到游戏中。后来做了一款拥有人脸识别技术的APP游戏,第一天下载量10万+,一下冲到苹果手机游戏排行榜前五位。这款游戏后来在清华大学“挑战杯”中获得冠军,引起天使投资人联想之星注意,这才走上创业之路。

  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彬森(1982年生)11岁就设想在合肥师范附小设立“唐邮发行公司”,抢占小学生邮票交易市场。唐彬森小时候的理想是做合肥市长,曾专门撰文论述“立交桥的修建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唐彬森后来赶上页游和手游的春天。手游《列王的纷争》获得中国手游出海收入榜第一,被Facebook评为2015年度最佳游戏。唐彬森总结《列王的纷争》成功秘诀之一是:“敢在创造20亿收入的时候就掏出18亿在全球范围内做广告投放。”

  大胆激进由此可见一斑。

  唐彬森创立元气森林,找的是游戏行业的年轻人跨界去做,不在乎饮料行业条条框框和成本束缚,反而成功做出爆款。

  90后徽商可以用特立独行来形容,可能连投资人都不能理解。这是中国第一批完全没吃过苦的一代人,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中国强大如斯,平视欧美。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好玩。这也是90后的标签,单纯可能就是为了玩而去创业。

  韩国KBS推出过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明见万里》,其中第一集是:《可惧的未来——中国的90后时代》。在节目中,韩国教授金兰都神色凝重地对韩国人说:“现在中国的90后眼里已经没有韩国了,他们追求的是怎样和美国看齐。”

  李宜恒(1996年生)在南航读研时就开始动手做小型飞行器,竟然就取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第46个TC证。他25岁在合肥创立零重力,四年就成长为全球eVTOL头部企业。他最喜欢乔布斯的一句话是:“只有疯狂到认为能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李宜恒的创业搭档石红(1991年生)本身就是一个飞行员,拥有滑翔伞和飞行执照,累计飞行时长500小时,英文名叫Maverick(特立独行的)。因为喜欢飞行,石红干脆买下一架“DA42NG”(世界知名飞机制造商“钻石”生产的新一代双螺旋飞机),没事飞着玩。

  潮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Deepseek的梁文锋说,在Open AI发布的时候,中国普遍对前沿的科技创新缺乏信心,从投资人到大科技,都觉得差距太大了,应该像以往一样,等着摩尔定律从天上掉下来,在家里躺18个月等更好的硬件和软件出现。

  今年最火的90后小伙对此的态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应该成为贡献者,而不是搭便车的人,去参与真正的技术创新。”

  “这些技术进步是西方科技社区几代人持续努力的结果。由于我们长期未能深度参与这一进程,反而渐渐忽视了其真正的价值。”

  “过去三十年,我们都只强调赚钱,对创新是忽视的。创新不完全是商业驱动的,还需要好奇心和创造欲。我们只是被过去那种惯性束缚了,但它也是阶段性的。”

  “以后硬核创新会越来越多。现在可能还不容易被理解,是因为整个社会群体需要被事实教育。当这个社会让硬核创新的人功成名就,群体性想法就会改变。”

  不知不觉之间,潮水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第一,最前沿的硬核创新正在成为创新主流。

  第二,中国不做欧美跟随者了。必须重构秩序,而非融入旧体系。

  不论是量子、AI,还是汽车、eVTOL,亦或是生物医药、新消费,几代徽商都在摆脱跟随者角色,从追赶者到全球引领者,进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欧美不曾有过,日本不曾有过,世界第一等,就在中国,就在我手。

  这个命题,90后天然接受;但前辈们则砥砺奋进了二三十年才走到这里。

  尹同跃现在春风得意,但遥望来时路,塑造一个中国汽车自主品牌,不知踩过多少坑,吃过多少亏。

  杨元庆出海已逾二十年,如今仍在紧紧咬定大模型带来的AI PC战略机遇。

  王传福25年前锁定新能源,提前15年锁定电动车,就算是蜗牛,这条赛道上也独自爬了25年。如今拨云见日,王传福在发布会哽咽,真情流露,是压力的释放。

  李斌今年遇到一点麻烦,但这也不是头号长期主义者第一次遇到此类麻烦。李斌的换电网络,一旦突破一万座,就会形成网络效应,对所有人降维打击。所以他说:“先让大家卷一卷,我们最后来掀桌子。”

  贺羽的办公室陈设简洁,最显眼的是条红色的、有些褪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国仪公司离倒闭还有200天。”

  徽商前辈们的人生轨迹是恢复高考、乡镇企业崛起、民营经济萌芽、加入WTO——在野蛮生长的大背景之下,创业维艰,商海浮沉。

  中国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基数,约有2亿90后,加上2亿80后,这四亿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徽商80后、90后上桌,正在加入70后、60后、50后的队伍,用新的思维方式、方法论和格局观构建中国未来的增长引擎。芒格说,我的剑只传给能挥舞它的人。旧世界分崩离析,新世界正光速到来。但徽商正青春,几代徽商的创新内核是不变的。很多东西,只有真信,真做到,才会自洽,才有生命力。

来源：安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