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业盐，是随着明初实行开中制而出现的。当时明王朝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凭藉所控制的官盐，定期或不定期的出榜召商往边地输送军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然后按价付与盐引(引，盐之文凭)，允其行销。徽商中的一部分人为利所驱，也挟盐，开赴九边。如歙籍盐商汪玄仪早先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荚”。休宁盐商王全也曾“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

　　当时业盐，专以粮换引，售引为业者，称为“边商”；专以到指定盐场守候支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出者，称为“内商”。徽商开中九边，本小力微，人孤势寡，自然多为“内商”。

　　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开中变法，用纳银开中代替纳粮开中。徽商随着资金的不断增多，可在当地纳银购引，业盐谋利，他们便兼顾旧业；主事开中，纷纷涌入“内商”之中，同南下“内商”’中的徽商合于一起，结成一团。特别是余盐开禁以后，盐商可径自向灶户购盐，徽州盐商人数又一次激增，其资金，势力也急剧膨胀.与之相反，“内商”中的其他开中商人，主要是山、陕商人南下淮、浙盐场后，因远离本土，商线拉长，消耗了实力，再加上南下进入徽商势力范围，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因此难以立稳脚跟，结果徽商逐步形成“内商”的主体。

　　在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为细密。《清史稿》云：“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

　　“场商”，系指寓居各盐场的商人，他们专以向灶户收盐为务，是商人中直接控制盐业生产，并与灶户建立包购关系的一部分商人。徽州场商人众，他们的经营，对整个两淮盐商行销活动影响极大。乾隆年间，两淮盐总鲍志道，亦是由拼茶盐场来到场州的。

　　“运商”，是指占有引窝的行盐之商。因其销运引目的性质不同，名称亦稍有异。如行销纲盐者，即日“纲商”；运食盐者，称之为“食商”。但在实际的行销过程中，由于纲、食并行，界限亦不明显；如顺治十五年行销上元、江宁8县食盐的徽商张子谦，即认运食盐96700引，纲盐138840引。

　　“总商”，是诸运商与盐政交涉的代表，也是清王朝为便于催缴盐课而设。所任者，皆为“资重引多”和“家道殷实者”。可见，总商是两淮盐运中之核心人物。在两淮总商中，以徽州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扬州画肪录》记载，当时两淮盐总为30人。乾隆皇帝南巡，扬州“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两岸排列档子，淮南、北30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又云：“乾隆辛未，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这些以其园林著称的诸姓氏，除尉、田两姓可能非属徽人，其余诸姓，皆是徽州名门望族。最为出名的，乃是歙县盐商。两淮盐商世守其业，盐业销运始终控制在上述姓氏的徽人手中，徽州其他小姓、细民，是根本无法钻入淮盐的世袭领地中来的。

　　两淮“运商”中之“总商”，多为徽人担任，对于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清初，还出现“巡商”，其目的是巡查各盐场，以防私煎私鬻。雍正时，两淮煎盐用“火伏法”，所谓“火伏”，即是一昼夜每具盘铁、锅馓产盐千斤的定额。每一火伏，均由场商造册立案，由巡商嵇查督办，“灶户临烧向本商领取旗号，举火则扯旗，息火则偃旗。”用此法以防私煎。每次息火之后，由灶户填写单页，申报灶长、灶头及商人，并由商人将盐统运商垣贮存，以资商支，不许颗粒私卖。巡商还配合长江和盐场运盐河巡江兵勇官弁巡察缉私；从而保障了纲、食盐商的利益。

　　盐商中，还有水商，或称水贩、水客，是领取水程中转引票的中小盐运商人。按清代行盐口岸规定，纲、食盐商把盐运到岸，或分售盐店，井通过口岸盐店批发各小盐店售卖；或交水商，由他们向当地驿盐道领取水程引票，行销府、州、县各地。淮盐行销水运路线，多以长江、淮河流域，故而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之间，皆为徽州人经营盐货之域。长江沿岸城市，随处可见徽人足迹，并以坐贾居多，也不乏在乡村开盐店者。如道光廿九年，徽人“汪左淇，同弟实卿、逊旃，蛭湖，缘道光廿七年冬间，在昌化县百牛桥镇地面顶戤盐典一业，”所立合同墨据，说明徽州盐典开设已深入到乡间村镇之中。

　　明末以来，徽州盐商已形成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两浙业盐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条件下，徽商中的“总商”所攫取的盐业高额利润是惊人的，因此积累的资本，极其雄厚。如《淮鹾备要》云：“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所以时人亦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而且徽州盐商人数也大占优势。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80名，徽商独占60名，山、陕各占10名。嘉庆《两浙盐法志》记述，明清时期，在浙江的著名盐商共35名，其中徽商就占28名。由此可见，徽商在两淮两浙盐业界的显赫地位。

　　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专为私人提供抵押品贷款，最早称为“质”和“质库”。到了明朝，名称就有10多种，通常称之为“当铺”。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典当业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城镇。长江以北，徽州典当商也很得势，《明神宗实录》中记载的河南巡抚沈季文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计汪充等二百一十三家。”除此，北京和山东、福建、广东诸省也都有过徽州典当商的踪迹。经营典当业以休宁人最为活跃。明人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的休宁商山大财主吴大郎有百万家私，号称“吴百万”，他就是一个经营典当业的巨商。清末翰林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称：“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

　　典当店铺多为石库门面，并在外堵或影壁上，写上一个楷书大“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个墙面。店堂里面高大，窗户却又高又小，光线晦暗，黑黝黝的由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虫蛀鼠咬各听天命”、“古玩玉器周年为满”、“神枪戏衣一概不当”……。店堂横门一溜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超过中等人一头，只有仰脸踮足高举双手，才能交货接钱。因此，“高柜台”就成了典当店铺的别称。

　　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厚，在当时激烈的商帮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象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坚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

　　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主要是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l至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徽州典当商对典当取利以及满当(典当满期)后因顾客无力赎取而转销的货物盈利，并不全由老板独得。一般规定字画古董，包当包销，即由“柜台先生”取当，瞒当后无人赎取，由柜台先生经销，除当银外，盈利归“柜台先生”所得，老板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钱。如果收当了假货，亏损亦由“柜台先生”自负。铜锡器满当后的存留货，则由中班经销，盈利归中班。其它金银首饰以及衣类等满当后的存留全由老板经销，盈利归老板所得。另外，老板还根据生意情况，奖赏夥计一定的小费。同时，业务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升入中班，中班也可以升入“柜台先生”。随着职位的升迁，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待遇，而且有更多的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这些措施关系到夥计的切身利益，所以促使了夥计努力钻研业务，提高鉴别货物真假优劣的能力，也使夥计乐于为老板效力。

　　徽州人经营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四大店业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这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上海9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一个是徽州人。

　　徽州地处亚热带，重峦叠翠，雾色空檬，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茶宜林，茶叶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

　　徽州商人四出经营茶叶，史料可查，始于明代。而徽州的茶叶买卖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明原属祁门之浮梁，远在1100多年前就已成为茶叶的集散地。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歙州司马张途著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所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给食、供赋，悉恃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可见当时祁门茶市相当兴隆。宋代《贡茶录》所说的：“早春英华，来泉胜金”，诸名茶皆出自徽州。

　　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犹如当今的茶叶精制厂，乃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乃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

　　徽商的内销茶经营，谓之“茶庄”，明代即有茶叶运销京津的，迩后遍及东北、鲁、豫、江、浙、沪等地。清代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7家、茶庄千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茶叶经营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江、浙等一些小镇也有了徽籍人开的茶店。其时汪茂荫的祖父汪槐康就在通县开设森盛茶庄。当时，内销茶花色品种甚多，有松萝、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数类数十种，后又有各种花茶，所以有“茶叶卖到老，名字记不清”之说。茶商在外开茶庄、茶行很快发迹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吴景华、吴永祥、吴炽甫在京经营茶叶，均成为赫赫巨富。

　　徽商的外销茶经营，谓之“洋庄”，始于清嘉道前后。当时英国控制印度，大量鸦片输入我国，换取丝茶。徽商开始是“漂广东”，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价格茶商可以自主，因之利润较高，谓之“发洋财”。五口通商以后，交易地点慢慢转移到上海。婺、休、歙三县茶商以新安江运输方便，集中在屯溪设号精制，得名“屯绿”，销往俄国和欧美国家。在“屯绿”外销兴盛的1920年，屯溪茶号达109家之多，故有“未见屯溪面，十里闻茶香，踏进茶号门，神怡忘故乡”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装茶”之诗句。1875年，自闽罢官回乡的余干臣，在祁门按“闽红”的制作方法，改“绿”为“红”，从此，祁门功夫红茶开始问世，销往国外。“祁红”茶号也发展到近百家。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

　　茶号系季节性经营，然徽州茶商并不闲暇。他们多半兼营其它行业，或开钱庄、布店、南货店，或为木材、粮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郑镒源，洪纯之两巨子，就分别兼营钱庄和绸、瓷业。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来临，资金重点投入茶叶，茶叶脱手，又在沪、杭采购各类商品回徽州贩卖，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业大,根基甚牢。

　　历来茶商均是各自经营，清末吴俊德、洪其相发动建立六邑茶务总会，才有了茶商组织。30年后改为茶叶公会，但都是办理日常事务，并不研究生产经营。且徽州茶商素无外贸机构的设置，这就给外商造就机会，操纵市场，尽量压低外销茶价，有些茶栈也从旁以回收贷款等方式施加压力，迫使外销茶商就范。抗日战争开始，渠道不畅，外销阻滞，“祁红”与“屯绿’出口日渐减少，1944年，由最高收购26万担，下降到不到8万担，当时，多少茶商为之衰叹!

　　木材贸易是徽商经营的一个传统项目。徽人做木材生意，至迟始于宋代。与其他行业相比，做木材生意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更担风险的买卖了。正如方志所称，徽州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如果把木排比作褐色的长龙，那么，在几个世纪中，拥赀巨万的徽州木商正是凭着自己的胆识，驾驭着这条长龙，冲破惊涛骇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架设牢固的桥梁.

　　古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邑，木商以婺源为著，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婺源贾者率贩木”，势力最为雄厚。光绪《婺源县志》载：在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簰夫不下数千人”，并披露说徽州本商在水中放木排用的竹缆绳(篾缆)，是由名噪一时的婺源木商程文昂始创的。

　　徽州多木商，与当地山多田少、水路交通便捷的地理条件，以及民间靠山吃山、种山养山的风俗习惯，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宋歙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又说“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在徽州任过司户参军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他的一个集子中也记载说：“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抵郡城已抽解不赀。”徽州之木，松杉为多。民间栽杉以三十年为期一伐，谓之拚山。以种杉为业的徽民，将成材的松杉作为商品拚给专事木材贩运的商人，赚取货币收入，再去换取生活必需品。据传，当年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大兴土木，所需木材，多由徽州木商提供。

　　徽州木商拚木贩木，讲究季节性和周期性，采伐贩运的过程也有一定的规律。清代休宁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徽处万山中笔，每年木材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木商的整个经营活动，包括拚山、采伐、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他们在深入产区“采判木植”的基础上(俗称“买青山”)，于冬季雇佣木客上山砍伐，蹲山棚、做“白杉” (徽人称刮去皮的杉木为“白杉”)或锯松板。尔后，将“白杉”或松板驮运下山，堆放谷地。再就是量尺、打印、编排等等，要整整忙一冬，候至次年五六月，梅水泛涨，再编成浮排置入小川小河之中，运到水路交通干线之岸，由排工编成大排，顺流而下。如果是在徽州本土贩木的话，那么这最后的出口商路一般有二：一是出浙江者，由歙县浦口顺新安江而下，二是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

　　徽州木商的活动范围，并非局限在本土拚山贩木，他们还远赴其他产地采购木材，转贩求利。与徽州接壤的浙江、江西，是徽州木商贩木最为活跃的省份。明代浙江开化的杉木，几乎全部仰给徽商拚木。崇祯《开化县志》中说：“开(化)地田少，民间惟栽杉木为生……杉利盛时岁不下数十万……然而仰给于徽人之拚本盈”。清初成书的《醉醒石》第四回中提到：家居衢州开化县城外的徽州婺源籍人程翁“是个木商，常在衢、处等府探判木植，商贩浙西南直地方”。《详状公案》中记载徽商王恒带家丁随行十余人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拚买丁氏山林即“用价银一千五百两”。浙江严州淳安、遂安两县多山，盛产木材，徽州木商亦“岁经营其间”。

　　徽州木商还深入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贩木材。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婺源县志》里是最多的。湖南木材主要产于湘西山区，这里多有苗族人民居住，故所产木材又称“苗木”。康熙(婺源县志》中说当地木商“贩木苗疆”，指的就是到湘西山区贩“苗木”。不论是“贩木湖南”，还是“货木三楚”，所贩之木，皆编排放入长江，输往江南等地。

　　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木商还在一些商埠重镇开设“木行”。所谓“木行”，即旧中国经官府批准设立的一种专为木材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抽收佣金、监督商人纳税，并向官府缴纳牙税的一种专业组织。徽州木商在外埠开设的木行，以旧时杭州候潮门外的“徽商木业公所”最为出名。据《徽商公所征信录·序》载，该木业公所“(于)乾隆间，创自婺源江扬言先生，其子来喜又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共计三千六百九十余亩”。咸丰、同治年间，公所被焚，木业一蹶不振。宣统初年，经木商江城(婺源人)等人倡议重建，栋宇重辉，规模重整。清末民初，休宁木商江锦山开设在杭州闸口的木行，也是很出名的。据新编《休宁县志》记载：民国时期，休商在杭州开设的木行很多，程友恭开设的三三木行，资金250万元。张天佑、张彦昭开设的乾记木行，有资金400万元。

　　历史上徽人经营木业而出人头地者不乏其人，他们往往利用替宫廷采办木材的机缘，因致大富。如，明万历年间修乾清、坤宁宫，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动，利用采办官物，进行木材走私。据陈眉公《冬官记事》载，当时婺源木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割创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又如，明天启年间，歙县西溪南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山场2400多亩，每年单木材一项收入就有几万两银子。天启皇帝在北京建宫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祯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受命采购木材，诏赠“御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