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棠樾村口竖起第七座牌坊的，是江南有名的鲍氏家族的后代鲍志道和鲍濑芳。如今居住在棠樾村的人都说，鲍家人能够靠身上世袭的潮湿的咸碱味，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徽商，并给后人留下耐人寻味的牌坊群，是跟这两个亦儒亦商、乐善好施的清代两淮盐务总商分不开的。
　　鲍志道和鲍濑芳父子建造的牌坊，是一个“义”字坊。为青色茶圆石牌坊，上书“乐善好施”，梁坊上有“旌表诰授通天奉大夫议叙盐运使司鲍濑芳同子即用员外郎鲍均”。因多义行善而达到立牌传世的规格，在牌坊中是少见的。它成了今天歙县“棠樾牌坊群”的中心，引领着鲍氏先人遗留的牌坊，形成了“忠、孝、节、义”七座完整的封建荣誉体系和建筑艺术。
　　在号称“中国牌坊县”的歙县浩瀚的牌坊史上，她同样称得上罕见的遗存。
　　自隋以后1300多年就一直作为郡州府治的歙县，古称徽州，曾经下辖一府六县。只是今天，表象的地图已经以行政区划的名义，把她肢解得支碎破离。这个戴着“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帽子的小县城，同原来的“属下”、27公里外的黄山市府所在地屯溪相比，隐隐有些孤单和落寞。
　　因而，出于旅游开发需要的歙县人，不由自主的发出了响亮的声音。“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这句来源于明代戏剧家、《牡丹亭》作者汤显祖的诗句，如今在歙县城区广告牌上随处可见。同时打动人心的，还有已经逝世的邓小平留下的话：到古徽州（歙县）去，看看牌坊。
　　于是络绎不绝前来歙县的人，能够真切触摸得到的活生生的物证，就是那些见证繁华徽州的历史遗存——牌坊、古民居和祠堂了。其中，遍布县城和城乡各个角落的明清牌坊，是把脉这个县城的惟一切入点。
　　“徽州牌坊多，歙县是个窝”啊。
　　从唐宋以来，一直到明弘治年间。歙县的牌坊从400多座，减少到165座，历经当代的政治磨难个沧桑风雨之后，在82的数字上嘎然而止。这些中国乃至世界上都绝无仅有的奇观，成为歙县精心收藏的历史。梳理它的人，或许能够从它疲惫的容颜里，读出封建道德礼仪的坚强、隐忍、沧桑和辉煌。想起这块生长牌坊的土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沉浮起落？
　　1．棠樾牌群
　　前面提到的棠樾牌坊群，是歙县牌坊里最典型的代表。同许国石坊、槐塘牌楼这些官牌坊不同，它是一个徽商家族，在明清两代400多年的时间里，竖起的家族丰碑。封建时代崇尚的所有道德礼仪标准都物化在这里。气势和风度之盛，的确有些惊心动魄。
　　棠樾牌坊群位于歙县城西六公里处，七座风格各异的牌坊，呈弧形排开，首尾照应，氤氲着《红楼梦》的太虚幻景。
　　棠樾牌坊群从西头到中间按忠、孝、节、义排列，都是以“义”字为中心。自东到西分别为：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文渊继妻吴氏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有意思的是，鲍灿祖孙一个打头，一个殿后，既可以互相凝视对方，又一脉相承，像一本保存完整的宗谱，供穿行其间的现代人，虔诚拜谒，从容翻阅。
　　棠樾鲍氏自南宋迁入，没过多久，一次父子争死的遭遇，给这个家族带来了第一座牌坊。
　　宋末元初，战争纷乱。徽州守军李世达起兵叛乱，为筹备军饷，绑架了鲍宗岩和鲍寿孙父子。他们威胁 鲍宗岩父子，如不交银两，就杀死其中的一个。面对屠刀，父子争相受死，让人唏嘘。这个故事同样感动了后来的明成祖朱隶，遂得以御制“慈孝里”牌坊。一个本身就不慈不孝的皇帝，能够“钦命”为棠樾修建慈孝牌坊，确实也算是鲍氏家族的幸运了。
　　鲍氏的荣耀由此开始。生性风流倜傥的清代乾隆下江南到了棠樾，更是用“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为这座牌坊锦上添花。
　　建于明代的“鲍灿孝行坊”，是鲍氏家族的第二座牌坊。用嘴吸脓为母亲治好了脚上顽疾的鲍灿，饱读诗书却不思仕途，最后靠着中了进士的孙子鲍象贤，获赠了一顶“兵部右侍郎”的头衔，这才“旌立孝行坊”。而鲍象贤自己的牌坊，却比祖父整整晚了88年，这是鲍氏家族在明代的最后一座牌坊，此后的145年间，没有再建。
　　因为家道中落，鲍象贤的第九世孙鲍志道在母亲嗡嗡的纺车声中苦读成年。20岁时出走扬州替别人打理盐业时，这段经历成了影响他最大的财富 。到了乾隆38年（1773年），鲍志道独立经营淮南盐业，不数年一跃成为扬州盐商居户，被推举为两淮盐务总商。身受儒学和徽商家庭熏陶的鲍志道，不仅张扬了良好的商德，而且使鲍氏家族的财势在他和儿子鲍濑芳手里，达到了颠峰。这期间，族人鲍文渊的续弦、上海嘉定人吴氏又用30多年的守寡生活竖起的“节劲三冬、一庭冰雪、脉承一线、抚孤守节”的“完美”形象，为鲍氏家族换来了“敕建”的节孝牌坊。紧接着，又出现了25岁守节的鲍文龄之妻节孝坊，和乞讨寻父、割股为药医母的鲍逢昌孝子坊。
　　这些牌坊的出现，也给鲍濑芳父子带来了更大的憧憬。在祖宗留下的“光宗耀祖”的“纪念牌”上，他们要寻求超越，只有从“义”字上下工夫。
　　洞悉鲍氏家族内心的嘉庆皇帝，自然顺水推舟，把为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发军饷的荣幸，交给了鲍家。鲍家也是心知肚明，不仅一举为三省发放了三年的军饷，还在淮河涝灾时捐出了10万担大米。最后，又用白花花的银两，夯实了长达400公里的淮河河堤，同时，也夯实了鲍家第七座牌坊的根基。至此，这个家族对古代君主的忠诚，绵延千年的孝道，封建妇女的坚贞，重道守义的气节，都铸造在巍峨的牌坊之中。
　　无形之中，棠樾牌坊群成了徽州历史的见证，循着这个脉络去追寻，就会发现，牌坊群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徽商形成、发展、鼎盛和衰落的缩影！
　　2．徽商发迹
　　地处群山之中的徽州，在无奈和封闭里平静地度过了800年。在“七山一水一分田”的现实面前，数不清的徽州少年不得不重温“万事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生活。只是没有人想得到，背井离乡的日子，正好造就了明清两代徽商的极度繁荣。
　　徽商出走的这条路，是从朱熹的父亲从小读书、然后终生眷恋的地方开始的。它是一个比屯溪老街更地道的古代街衢，名字叫新安古道。出歙县县城西南5公里就是，位置正在徽杭公路下方，因为路高过那里许多，必须俯视才能看到。沿练江下行，走进古徽商走过的路，所见堤栏残道断断续续，早期的十几个渔梁商埠码头还在，只是不留意的人，绝对想象不出，这里曾经是徽商奔波的通衢大道。当年的徽商从练江出水，转入母亲河新安江，飘摇杭州、浙江、扬州等地，把木材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建现场和官宦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到了明代，业已具备一定经商基础的徽州商人，又迎来了新机遇。朝廷的需要，催生了徽商的发展。朱元璋初定天下，征用了大量兵丁充实到边防戍守，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食。为了刺激人们交粮的积极性，朝廷颁布了相关法令，每交100石粮，可以到国家盐政部门换取400石食盐准销证。盐的销路广，利润又高，一直是朝廷控制的利税产业，控制销售渠道带来的利润，肯定是滚滚不尽。聪明的徽商开始到南方收购粮食，通过运河送到北京，在雇骡马拉到长城脚下，换取盐业销售许可证。及至后来，徽商为节省雇人和运送费用，干脆找人在长城脚下垦荒，直接供应长城脚下的戍边队伍。一直到明朝社稷大定，粮草充裕，戍边的将军开始改收粮为收钱。这是明朝部队最初的腐败，却又给精明的徽商带来更大的机遇。拿钱就可以买到盐业准销证，方便灵活，一大批徽商自此就滚雪球般地壮大起来。
　　闲居在内宫的太监和傧妃供娥，面对盐业的巨大利润诱惑，也心痒难耐，可是又不方便出去，就想出了投资、操纵的方式。一帮精明的徽商被找了来，从此步入官商结合的第一道门槛。
　　很多徽商的真正发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有利益共同体，太监傧妃对于自己的委托管理人自然是大力抬举，善于利用谋略的徽商，开始以商入仕。如今《歙县志》记载：盐商之中做到主管天下盐政的盐政史这一肥差的，跟本没有竞争不竞争之说。隐藏在他们背后的政治交易背景，促生了独特的徽州商人。逐步垄断大江南北所有盐运的徽商，给家乡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3．立牌传世
　　发财之后的徽商，除了回乡大兴土木建造家园之外，又开始创办书院。这个举动，实际上隐藏着一个人最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寄望后代，以文入仕，然后以仕入官光宗耀祖。时至今日，这个影响了人们千年的传统还在传承着，而且不仅仅是歙县一个地方。
　　歙县在明、清两个朝代，因科举入仕的进士共有623人。由此可见当时的文风昌盛。
　　细细考究其中的缘故，仍然是出于徽商家族本身的需要。在明清年代建造牌坊，是有两个先决条件的，其一是“奏请圣上，旌表立牌”，其二就是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般富足的徽商，请皇上恩准兴建牌坊，走为官之路不失为一条捷径。
　　如今还矗立在距歙县9公里的雄村的“四世一品”牌坊，正好记录了这样的历程。
　　“四世一品”牌坊建造于乾隆年间，为曹氏新厅门房，三间三楼，四柱冲天，全部采用灰凝石构造，中间三楼字匾上刻“四世一品”。二楼额坊上刻曹文植及其父、祖父、曾祖父四世姓名及官衔。曹文植的祖父是扬州盐商，父亲曹景宸在赚足了银两之后，富而思退。却给自己的几个儿子设计好了今后要走的路。经商的只管打理生意，管理田产的负责巩固后方，读书的就专攻仕途。
　　曹文植承担了读书的重任，而且不负父望，于乾隆二十五年（1765年）高中第四名，后担任户部尚书，在皇上身边待了20多年，成了皇上最信任的人，其子曹振镛，与父同朝为官六年，也深受皇上宠信，历任三朝工部尚书、太子太保、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官场54年始终荣衔不断。尤其是嘉庆年间，皇上塞外出巡，委托他代理军国大事3个月，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代理皇上”。
　　但是这座“四世一品“牌坊，据说并不是为曹振镛立的，而是因为曹文植的缘故。曹文植深得皇上欢心，乾隆六次江南之行又均得到徽商赞助，乾隆一高兴，对曹文植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三代盐商进行“突击提干”，一概封了个一品虚衔。于是，这座名正言顺诞生的“四世一品”牌坊，成了曹家登峰造极的丰碑。对牌坊深有研究的考古学家邵国榔说，这座牌坊建造时，曹振镛还未位居一品，否则，这座牌坊恐怕就是“五世一品”了。
　　这个有权又有钱的家族靠自己建造了牌坊。其他有钱的徽商，因为同样需要用建筑物来表达自己的精神需求，于是又有了贞节牌坊。
　　徽商年少外出经商时，为了照顾家中父老，往往早婚。然后一走数载。当地人讲述起往日的情形，仍是唏嘘不已。在徽商曾经的深宅大院斗山街做管理员的程丽萍，还特意让记者去看至今矗立在新安江上的明代紫阳桥，她说，站在紫阳古桥高大的桥洞面前，说不定能感受到当年送别徽商的孺人空洞的眸子，那里写满了无奈，也写满了宽容。
　　丈夫一走数载，只有逐渐上了年纪的徽商妇人，在徽商建造的深宅大院里，侧耳倾听斗山街古巷里遥远的足音，一边在程朱理学编织的贞洁网里，苦苦挣扎。
　　侥幸“功成名就”被徽商刻在牌坊上记住的，当真“要敲三世木鱼”。
　　歙县现有的贞节牌坊，总数是41座。其中明代3座，清代38座。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清代歙县在建牌坊上的这一反常，有着深刻的背景。据《歙县志》记载，清代中进士的在歙县有413人，但相应的功名牌坊却只是明代的五分之一。从成长的环境推测，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徽州人，对“蛮夷”统治的朝廷，多少有些不合作。于是，女人就成了男人们光宗耀祖的转嫁。
　　但女人们要承担男人转嫁的荣耀，只有两条路：一是丈夫死掉自己苦撑，倘若熬不得几十年的清苦寂寞，也可以“速成”，办法是——殉情。
　　歙县新南街上的最后一座砖牌坊，正式的名字是“孝贞节烈坊”，建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大清王朝消亡前为妇女唱的最后的赞歌。坊额上所书“属孝贞烈节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让人感觉血泪淋淋。
　　4.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这座“孝贞节烈坊”如今被新南街原来的街道主任盖到了房子里面。别说去看了，就连很多当地人也是听都没有听说过。
　　生活在歙县牌坊丛中的农村青年，重复的故事是：选择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里，走进不同的城市，打工赚钱。渔梁、槐塘、雄村、棠樾、斗山街，还有城乡的角角落落，平时一律见不到太多的壮年男子。他们继承了先人的果敢，走向山东、苏杭、上海、浙江，甚至走出国门。经营着歙县山水孕育的茶叶，或者像很多的“盲流”那样，小心却执著地在异乡穿行着，等待雇工。然后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交给家中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当地人对家中留守的这些人统一的称呼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实际上包含了新一代徽州人的无奈。
　　地理地貌没有改变，男人就会一如既往地出走。槐塘旅游景区的邱增局说，槐塘村1200多口人，如今有300多人在国外，他们几十年前走出去，一直在国外从事餐饮、服饰、皮革等生意，最后定居国外，然后再把家人迁出去。
　　在有的村里，因为男人常年不在家，偶尔也会传出“谁谁的女人跟人好”的小道消息，过年回来的打工者，偶尔听到了，要么装作没听到，要么就回到家里，关起门来狠狠地把婆娘揍上一顿。过上一夜，夫妇俩又是亲亲热热。
　　进县城打工的姑娘，也有的不能吃苦，选择了轻松的“洗头”工作。所以到了夜晚，外来的人从街头走过，就能看见裹了妖艳的羽绒服的女子在野色里匆匆走向“美发厅”上班。
　　牌坊，留给数百年之后的岁月的，在某些人眼里只是一些毫无生命的建筑。著名的三个相连的忠烈牌坊，如今成了村民堆放柴火的地方，散养的鸡鸭在其中自由地踱步，并毫不客气地留下一地腥臭。紧挨着牌坊的过道对面，竖起了崭新的两层新居。一边破败零落，一边光亮整洁。一条人行过道，隔开的是两个孑然不同的世纪。郑村的宗祠牌坊，平日里封闭着大门，也封闭着历史，只是到了过年或其他重大节日，才有人到里面进香还愿，祈求祖先的保佑。棠樾牌坊也成了单纯的旅游目的地，一些村民守侯在牌坊周围，不知疲倦地拦着来游玩的游客算命。我去棠樾牌坊参观，导游程浩说，棠樾牌坊群已经交给了一家旅游公司管理，今后，连本村的人带人参观，都不能像以前那样不买门票了。村民关心的就是这个。
　　牌坊的象征意义，从它代表的封建标识衰落的那天，就已经开始消亡。成年人的行为处世方式，受到它左右的很少，倒是念书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沿袭着祖宗好学上进的品质。但这种沿袭并不是刻意的去模仿。牌坊传递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12月29日飘雪那天，我第二次去牌坊群参观，在明代兵部右侍郎“鲍灿孝行坊”下，竟然看到一个孩子，趴在牌坊的石脚上，聚精会神地写作业。牌坊所在的位置是冬风瑟瑟的旷野，彼时天空正阴郁而湿冷，我的手已经冻得握不住笔，但小男孩却兀自埋头疾书。看到相机对准他，只是短暂地抬头看了一眼，就不再关心。这让我在一瞬间感慨良多，八面风光的徽商已经走远，而他们遗留在这片土地的好学上进的传统，却还在一拨一拨地渗透着，浇灌着普通百姓的后代。
　　有一点可以感受的，是这个古老的县城的教育事业蓬勃兴旺。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铺垫，歙县已经形成立体化教育体系，它们以歙县中学的普通高中教育、行知中学的职业教育和歙州中学的民办教育为框架，打造出了歙县奇高的升学率。在2002年的高考中，仅歙县中学的420名考生，就一次本科上线338人，总升学率更是达98%。稳居黄山市三所省级重点中学之冠。在县城著名的三元坊身后，原来是大片荒草凄凄的土地，如今，竖起了歙县中学气派的教学楼。每天上学放学的学生，毫无例外地要一次次通过这个状元、解元、会元三元第甲的“三元”牌坊，接受古风的熏陶。这样的安排，或许从一开始就寄托着教育工作者的某种期冀。在“现代科举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传递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宣言。
　　当然，还有走出去并且赚了钱的歙县人，也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徽商乐善好施的优点。去年，号称“中国东部的都江堰”的渔梁古坝坍塌20多米，造成歙县城内地下水位下降，在外面经商的歙县人，一举捐出了100多万，帮助地方政府重修。徽商的义举，医好了歙县母亲河新安江的伤痕，今天，她依旧汩汩流淌着，温婉地拥抱着古城。
　　依旧是那个幽静得有些沉郁气息的古徽州啊。
　　只有那条在旧的徽州府衙前开放的步行商业街，才有些难得的热闹气息。经济大潮正给它带来转变，但整个歙县山水和城市的容颜，都仿佛浸润了徽州遗风，宛如数百年前歙县的肤色，安详里略带隐隐的富贵气质。

责任编辑：中国国际徽商网　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