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曙，男，1962年5月出生，安徽潜山县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苏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有：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安徽省徽学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文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老徽商”的四大精神

文/朱万曙

徽商是一段历史，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相对于今天的“新徽商”而言，历史上的徽商可以称为“老徽商”。老徽商的崛起和盛极一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的内在精神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吃苦精神

徽州多山，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便，乃至生存的困难。而人口又在不断增加，环境和生

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走出徽州，去经商。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经商意味着漂泊，或者在山岭间跋涉，或者闷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饭伴愁眠。更有甚者，他们在经商途中充满了风险，亏折、赔本，当然是难免的“功课”，身家性命也往往有所不测。可谓一路艰辛，满腹凄楚。

明代婺源李魁，在发迹之前，曾因家计贫寒仰天呼叫：大丈夫难道真的要为有个上千两的钱财而犯难吗？经商是贱行，大丈夫不屑为之，但也不能永远贫贱呀！家里只剩下卧室一间，他就将它出卖给族人，得到十两银子。他前往南京营商，一点点地积攒，“不惮烦劳”，终于有了积余，能够买田宅了。

成化年间的歙县人江才，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他跟随着哥哥做点小本生意。他经常感叹：我想耕田，家乡田少，若是碰上灾荒更不可为；我想经商，家里底子薄，没有资本！他的妻子用自己的衣饰资助江才经商，几年后，江才就致富“饶益”。

徽商的富有让人们羡慕不已，但对于他们曾经经历的千辛万苦，更多的人似乎是看不见的。

开拓精神

当第一批徽州人经商成功以后，第二批、第三批徽州人陆续走出了徽州的山岭。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所走的路也越来越远。

歙县徽商许秩，经商足迹遍布河北、福建、广东、山东、湖南等省份，二十年后归家，他已经是乡里最有资财的人了。可他在家仅两个月，又要出门。有人劝他：你年纪大了，该在家乡享受田园风光了，何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呢？他答道：“男子生而桑孤蓬矢以射四方，明远志也。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守鎡基、辨菽麦耶？”他不愿意安享田园闲适生活，即使年纪已大，也要奋斗一番，大概可以称得上具有“开拓精神”了。

随着商业的扩大，徽州人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之内发展，开始发展海外贸易。明朝政府并不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制订了海禁政策。这样一来，徽商的海外贸易带上了走私的性质。

较早在江浙沿海从事海上贸易的是歙县人许辰江、许本善等。嘉靖年间，许辰江就“航大海，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稍后，号称“许村四兄弟”的许松、许栋、许楠、许梓将海上贸易做得轰轰烈烈起来。他们到泰国、马六甲一带经商，把葡萄牙商人带到中国；前往日本贸易，把日本商人带到中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同时，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许栋为头目的海商集团逐渐形成。歙县人汪直，早年与乡人一起经商，后加入许氏集团，担任“管库”，他讲义气，智谋善断，为许栋所器重，逐渐成为该集团的头目之一。许氏集团被朝廷消灭后，汪直将残部收归自己旗下，组成新的海商集团，打败了陈思盼海商集团，取得了东南沿海贸易的控制权，成为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

从陆地走向海上，表现了徽商的开拓精神。明朝廷的海禁政策限制着他们的海上贸易无疑是封闭保守的，但徽商招引倭寇，又是很不明智的行为。

诚信精神

徽商非常精明，但他们遵循儒家文化，大多数都很讲究诚信。

歙县岩镇商人吴南坡凭着“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信条，在市场上获得了自己的信誉，人们只要看到他的标记，不管实际质量的好坏和斤两的多少，都抢着购买。

徽商胡荣命经商50余年，不义之财不取，碰上需要行善的事情就捐助，在苏州很有名气。由于他经营有道，他的店名成为一块金字招牌。晚年不再经商后，有人要以高价买他的店名，他拒绝了。他的道理是：不靠自己诚实赢得顾客，却想借别人的店名发财，这已经不诚实了，如果把自己的店名卖给这样的人，最后必将损了自己店名的声誉。

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徽商把诚信作为经商策略的话语。清代道光年间，黟县商人舒遵刚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之大道也。”在舒遵刚看来，义是利之源，因义生财，实际上是让源头丰裕，这样经商，才算是懂得了“大道”。

诚信是徽商成功的一条潜隐而具有支配性的规则。遵循这个规则，也许在一个月乃至一年内难以有大的经济效益，但也许两年、三年下来，信誉逐渐建立，财源就滚滚而来了。从这个层面上看，诚信确实不仅仅是传统伦理的问题，而是战胜商场的大智慧、大策略了。

崇文精神

徽州浸润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儒家思想是积淀于徽商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因子。

徽商的身上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徽商传记里，有很多关于孝、义、信的记载、评价和描述。他们是道德君子、伦理的化身，是完全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人。

徽州教育一直很发达，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书，但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弟兄五人本来都读书，但家庭生计需要他经商，在奔走之余，他没有丢掉书籍，借着经商足迹，他广交名流，自己也不断创作，编有诗集四卷、词集三卷。

徽商知道，“士”比“商”高出更多，让自己的子孙读书、做官，才是他们最可观的收益。因此他们发财后，在投资教育上毫不吝惜。他们设立塾学，培养自己和宗族内的子弟；设立义学，为贫寒的子弟提供上学读书的机会；还资助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路费、试卷费用等。徽州自宋代以来，社学、塾学、义学、县学、书院一直保持着稳定。清代康熙年间，徽州的社学有462所，除每县都有县学外，还有书院54所。真是十里之村，不废诵读之声！

徽商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背影。他们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精明、嗜钱如命的威尼斯商人。徽商是商人，但醉心于文化，除了比别人有钱，从本质上看，他们仍然是传统文化中的个体；与其他商人相比，传统文化在徽商身上的烙印更深，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