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昌义律师事务所 邵名川

　

　

新安是文化之郡，自古祁门多文人学士。《康熙祁门县志序》载：“祁门山川奇峭，多产异人，文章勋业，不下他邑。”从最近发现的两宗祁门清代诉讼档案，无不反映出当时祁门政治、经济、文化的时代面貌。
　　不久前，一位文物收藏人士，在离城西15公里的小路口镇大丰村殿下一老妪手中，获得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3年）和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祁门县正堂刑、民事诉讼文书审判档案各一宗，至今分别已有192年和172年的历史。这两宗诉讼文书档案，字迹清楚，格式规范，资料完整。包括格式诉状、答辩状、承送牌、点名单、传票、堂审记录、判词等诉讼文书共计10余件，对于研究清代司法审判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这两宗诉讼文书档案，均盖着“内号”，系官衙审判文书，按常规应为官方保管资料，何时何故落入民间，已无从查考。两份格式诉状分别印有“祁门县正堂张（据县志记载当时知县为张进南）和祁门县正堂王（据县志载当时知县为王让）批”字样，并加盖“正堂某给代书某某某戳记”印章。
　　这两宗诉讼档案，以原告陈文义、陈松如告方贵等四人毁碑图占山业案为例，诉状系县衙印制的固定格式状纸，长106厘米，宽30厘米，用薄棉白皮纸，由石印小波纹板印制而成，状式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系始首，冠以“祁门县正堂”，简明扼要载明时间、案由、原告、被告、诉求，加盖县正堂代书人戳记印章；第二部分系诉状正文，第一行系具报人（原告）姓名、年龄、何方人氏、住址等基本情况，正文固定12竖行，每行22格，计264格，均由毛笔书写，陈述案情和诉讼请求。始首已告知“词外不许分具粘单”，陈述案情限于264个字内。此后写明乡约（乡长）、保长、甲长、左右邻舍、做状、歇家、被告、应审、干证，并均须写明各所住县、乡、都、保、小地名，离城距离，干证须注明人证、物证或书证；第三部分系县正堂批文，署“江南徽州府祁门县正堂加五级记录五次张”，办理本案批示，写明年月日；第四部分乃状式最后部分，按《大清律例》是告知当事人和代书人的事项，规定诸多的“须知”与“不准”，违者将被究责。
　　被告答辩，也用固定格式状纸，前为始首，中为答词正文，限于行格规定字数之中，后为其正堂批文。
　　另还有县正堂对立案和升堂及案件的批文，差役拘传当事人和证人的传票，差役拘传当事人到堂情况的禀报（承送牌），升堂点名单（计开原告、原告证人、被告、被告证人等）等文书；
　　该案最后的判词，用每张长81厘米、宽25厘米的黄裱纸三张写就，长达1100余字，内容为先陈述案情，原告诉求，堂审验明事实，分明事理，最终断令下判。
　　以上诉讼文书均为毛笔竖行从右向左书写，且有加批和加盖，“加批”一般是县令在受理案件时对诉状附加的批示，“加盖”是在师爷批词或者改错之处（均用朱笔书写），盖上的各种红色印章。
　　这两宗清代诉讼审判文书档案，无不印记下时代的烙印，反映着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征。
　　清代审判制度仍沿袭司法、行政合一体制，即由知县（县令、县尹、知事）兼理司法、行使审判权。明律基本承袭唐律，清律则以明律为蓝本，但有所增加。县衙、府衙均为地方审判机关，到了清末民初，学习西方宪政，逐步建立法院，专事案件审判，形式上才与行政分开，但地方行政长官仍干预操纵着司法审判大权。
　　在历代封建社会中，对老百姓打官司设置了许多清规戒律，清代也不例外，如在诉讼程序上规定了“不遵用正副状式，无代书戳记者不准”，诉状必须经官府核准的代书人代书；上述“毁碑图占山业”案，原告居住的郑家坦（今为陈家坦），只有几户人家，30多个村民，离城40里，当时均系羊肠小道，交通闭塞，涉案物证石碑抬堂验证，可见其诉讼艰难。
代书人须遵循官府的“告知”事项，否则将会被革职乃至追究责任。
　　“告知”中规定“对以往年代久远已结之案翻告或复告者不准”，不准翻告或复告，即不准再诉，可见即使有错有冤，亦冤错已定，不得翻案，当事人只得忍受。
　　在封建社会中，妇女始终处在最低下的地位，这在清代诉讼档案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告知”中规定：“绅衿妇女老幼废疾无抱告（代理人）及虽有抱告年未成丁者不准”，此将妇女列为无民事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群体，诉讼必须要有代理人代为诉讼。没有独立法律地位，一生只能依从男子，是丈夫的财产，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其诉讼地位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权利有限的主体；另一方面则是某些法律关系的客体，故妇女作为被告必须到堂出庭，但作为原告，则由男性或抱告人代理出庭。
　　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实行宗法制度，即以男子为中心，血缘关系为纽带，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区别亲疏的等级制度，延续几千年。为了维护宗法统治的需要，婚姻一直遵循着“六礼”即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近。始终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祁门清代诉讼档案中“告知”也明确规定：“告婚姻无媒妁日期者不准”，将封建礼法突出得淋漓尽致。
　　清代诉讼案件在内容上，大都是婚姻、财产、伤害、田宅、山业、买卖、租佃、契约、债负、典押等，至今称之为民事案件。封建时代审判刑民不分，到了清朝也没有严格区别，故上述民事案件与奸谣、抢劫、偷盗、杀人等今称之为刑事案件的统统由县令审理。诉状格式刑民通用，只要符合“告知”中的规定，一般告诉乃准。
　　从这些诉讼档案中也不难发现，清朝诉讼制度和法律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较之唐律和明律有所增加与修改，已渐显我国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如：
　　其强调诉讼应当符合主体，如规定“不干己事”即与案件无利害关系者，告诉不准；对诉讼主体中老幼废疾者，今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有抱告人（代理人）代理诉讼。《大清例》户律户役条注“人年四岁即附籍，十六以上曰成丁，始为差役，十五以下曰幼，六十以上曰老，及有残疾之疾病者。俱免差役，此古之定制也”。
　　在诉讼程序上，有具报人（原告）诉状、被告答辩、干证、立案审查、传票、点名单、审判记录、判词等，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司法程序。
　　注意到重视证据，即人证、物证、书证等，如规定告伤害须有伤情实据，告窃盗须有被盗何物及何时被盗等证据，告犯奸须有人证，告田土债负须地邻中保和官府契券及年月日等。清朝审判，规定须有代书人、抱告人（代理人），为当事人诉讼提供了方便。
　　祁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诉讼文书档案的发现，据了解是至今发现最早的清代诉讼档案，为我们了解清代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增添了详实的资料，也为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提供了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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