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很多，也很杂。

　　我从来不会以社会地位作为选择朋友的标准。如果有人以此为标准，我相信他不会交到朋友。因为每个人肯定都想结交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朋友，这么交来交去，谁还会交得到真心朋友呢？

　　我是上至社会名流、下到各色百姓，都喜欢结交。只要你愿意和我交朋友，没有坏心思。我的电话号码对大部分人是公开的。当然有时候这也会给我带来麻烦，比如说《时代》周刊的一个记者，在采访了我以后，写了一篇完全不实的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在那篇文章里，我被描述成一个暴发户，说我坐在自己建起来的白宫里，每天吃着煎鳗鱼、焖海藻和炖蚝。对美国人说：“有钱才能实现你的梦，没钱你能算个啥？”

　　“这怎么可能，我是高血糖，我就是想吃身体也不允许啊。”

　　我认为自己是第三类资本家，既不属于传统的以成本利润来计算自己收益的资本家，也不是以技术知识来取得企业利润的资本家，我想如果要给我自己一个称呼，可能叫文化资本家比较合适。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是和文化分不开的，而文化是和情感分不开的。我们宋城有一句口号，“给我一天，还你千年”，这一句话可能比用很多钱堆出来的广告还要深入人心，因为这句话是有感情的，而感情是能打动人心的。做旅游业和做其他的行业不同，旅游业重要的利润来源是“赢得人心”。所以我的经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营活动，还必须是一种感情的经营。我们的服务是以让最苛刻的客人满意作为标准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人必须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我认为与人沟通也是一门艺术。就我自己而言，我特别看重与人的交往。我对很多人都可以打开心扉，坦诚相待。2000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学生写来的信，这个学生的名字叫李慧，他在信里说自己是个穷学生，父亲有一手画画的手艺，可是父亲的手艺在家乡赚不了什么钱，听说“巧灵大姐”的宋城景区里有很多工艺品的制作作坊，问我能否让自己的父亲在我这里找份工作来养家。他望文生义地认为我的名字中“巧灵”这两个字说明我是个女性。于是我就给他回了封信，说我们这里确实有这样的作坊，而且很需要民间的能工巧匠来制作工艺品，如果他父亲乐意完全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不过我在信的最后署名的时候，在“黄巧灵”后面加了一个注释：“男。”

　　在所有的感情中，我最看重的是朋友之情。这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决定的。

　　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在海南，总共碰上过4次台风，每次都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台风一来，几十厘米直径的大树都跟玩儿似的被吹断了。更何况是我们刚刚修建的景点。跟玩具一样，一会儿你看到房顶被吹跑了，一会儿整个房子就倒下来了。堆在房子里的东西就像平时的树叶一样被吹得到处跑。我们这些创业者在沙滩上根本站不住，人哪有东西重啊？冰柜都被吹得满地乱滚。一开始是大家手拉着手以防被吹走，后来人力气用尽了也就顾不上别的了，所有的人都抱成了一个大团。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吹走。台风过后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吃的。景点附近没有大的集镇，水电交通又全断了，采购的人也出不去。有一两次台风过后，我们甚至到了鲁滨逊漂流到荒岛以后的境地，靠到海边去钓鱼抓海货来维持。几十个人要维持好几天，等交通恢复以后才能找到吃的。有一次我们的一个熟人在台风过后，知道我们又处在那种情况之中，就到农村找了一个三轮摩托，给我们运来了一车饼干、面包和水，他叫董小华，他当时做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救命恩人。

　　我离开海南以后，平时我们也不来往，但是只要我去海南就一定去看他。看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带点水果，泡杯茶，大家坐下来聊天，谈谈不见面的时候各人做的事。一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也知道，我们之间只要彼此需要，对方是一定会全力帮助的。这就是我的朋友之道。我认为朋友不一定要长期来往，但一定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你。

　　很多人认为交朋友一定要有钱，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交朋友最重要的是真诚。我在当群艺馆馆长的时候，因为一直在研究《红楼梦》，所以与北大著名教授乐黛云有过师生之谊，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一次，我在丽水家乡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树根，发现它的造型很有意思，就把这个树根买了下来，回到家花了几天的时间，把这个树根雕成一个根雕。然后又扛着这个根雕坐了两天的火车到北京，到乐黛云教授家里，目的就是要把根雕送给教授。乐教授当时的工资是200多块钱，可是那天她花了80多块钱请我在外面吃了顿饭。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重要的不是彼此送了什么礼，在一起吃过什么饭，重要的是做到知心。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朋友，那么他这一生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能被称为是成功的一生。而企业家要做事，就必须先学会做人，做人最基本的就是能够取信于人，如果一个人连朋友都没有，他没办法做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