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寓居杭州的徽州商人活跃于商品流通领域，一方面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则对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与苏州并称为江南二大都会。以杭州为中心，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以及附近地区的经济联系起来。浙江各地的商品通向杭州，通过大运河把它输送到国内各地。“杭州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舟行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而杭州的市场，正如聂心汤所云：“五方辅辏，无窳不售，盖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产哉！“来自全省各地的主要商品有：“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波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华）之酒，皆以地得名。”正如《（万历）歙志》卷十《货殖》所说，杭州是与两京、广州等并列的全国大都会之一，而苏、扬、临清等则列为次等都会。明宣德间全国仅有七处抄关，杭州北新关即为其一，税额超过扬州。
杭州又是丝织、棉布、锡箔等手工业生产中心之一，丝绸产品深受国内外的欢迎，“茧丝棉聍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北方宣化、江西铅山、西南诸省都有杭丝绸产品出售或专售杭绸的商店。日本人所用棉布有来自杭州附近长安镇所产者。“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西武林造也”。市场十分广阔。运河是交通命脉之一，它以杭州为起点直达北京，沿途的苏州、无锡、扬州、临清、天津等城市，都与杭州发生商品交换关系。杭州又是一个商业城市，“郡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枳尺瓯脱，若穷天磬地，无不有也”，“行民多半商贾。”同时杭州又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含乍浦），明中叶赵子明与明末请初郑成功均由此将丝织品用船舨销到日本等地。想这样一个商业繁荣、交通便利的大城市，自然会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著名的徽商自然就近顺着新安江大批来到杭州经商，杭州遂成为徽商从事海内外贸易的重要据点之一。
明清时期，徽州从商的人已是很多，通都大邑几乎无处不有徽商的足迹。杭徽为毗邻州府，仅隔一天目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达杭城，往来便利。从地理上看，杭徽关系素称密切，明徽人黄汴著有《天下水陆路程》，其卷七第37《休宁县至杭州府水路》云：由休宁县出发至杭州水路总计730里。《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天启丙演（1626）金声叙，珍藏抄本），共计天下水陆行程100条，其中有8条以徽州为出发点，从徽州至杭州计600里。此为很珍贵的地理、交通线路图书，记载路程十分详细。
综上所述，杭州为丝织手工业的著名城市可，明清时期已成为全国大都会之一，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发达，交通便利，“四方之商贾咸辅辏焉。”因此，离杭州很近的徽商把它作为经商发财的重要据点，是很自然的。
二、徽商在杭州的主要经营行业是：
1、 盐业 两浙是全国著名盐场，浙盐贩销到各地。“五乡贾者，首者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徽商许光禄“用盐，贾武林。”朱介夫，“父性山，盐客武林。”吴钕拙，“其盐贾，三岁一更，则又徒钱塘。”汪道昆的先世，“自大父沆贾始宗盐，……世大父……徒武林，业起。”程长公，“以盐贾浙江。”江终幕，初从兄在钱塘为下贾，后经商青齐梁宋等地，发财后，“归而治盐钱塘。”叶道传曾官至户部云南司员外郎，后辞官，客籍仁和，“隐盐业中。”也有盐商富了，声望提高，任祭酒。如程长公，“浙贾盐，……为诸贾人祭酒。”盐商在杭州聚居于贺衢，另有“徽州弄”，“地滨大河而近盐桥，有徽州盐商居此。”
2、 木业 徽州盛产木材，冬时砍木，待夏时河水泛涨，“寄一线于波涛巨浪中”，至浙贩卖，获利颇巨。其线路，“出浙江省，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西下，为力甚易。”如 “黄义刚，字养浩，……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叶明绣，“尝购木钱塘。”浙江严州府也是一个盛产木材的地方，靠近徽州，徽商也插手于严州的木材买卖活动。开化县“民间惟栽杉木为生，三四十年一伐，谓之拼山。”由于资金过大，非开化商人力所胜任，唯赖资金雄厚的徽商，“当杉利盛时，岁不下十万，已故户逋赋，然必仰给予徽人之拼木盈，而吴下之行货勿滞也。”
3、 典当业 徽商经营典当与晋商齐名，尤以休宁商人为最著，“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小说《浍园》写过一个名叫小韩的徽商典当的故事，“广开典铺，纵畜少艾，遂为杭州富人。”也有徽商在杭属塘栖镇上从事典当活动。在嘉兴一带经营典当就更多，“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居积自润。”
4、 米粮业 杭嘉湖一带入名以来，由于广植桑棉等经济作物，变成缺粮区，每年需从湖广等地贩运许多粮食。徽州多山少田，也是缺粮区，而徽州的粮食过去是从杭州转贩过去。据《休宁赋役管解全书》记载，“徽郡仰给江浙，…….屯溪系一运销徽州六邑粮米总市，商牙凑集，米船络绎。”另锯《抚吴缴略》所记：“率由长江从镇江进口达杭过坝,由钱塘抵徽。”在杭徽米粮贩销中，徽商从事米粮业者亦众。万历间江浙缺粮打饥，“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众。”徽商金某，在“浙涝田苗浸，或有窃高田苗种之，相争无几”时，遂购苗于“他郡归以遗争者。众大惭，乃止。“从以上二例可见，徽州米商几乎垄断了江浙杭粮食市场，而财力充足的徽州粮商，大都是从远方购粮以济浙粮之乏的。
5、 饮食业 徽商除了经营大宗商业项目以外，对绳头小利的行业，如饮食茶馆业也不漠视。杭州为旅游胜地，游客不绝于途，饮食小吃也必不可少。在杭州城内有“徽州馆店“，所卖为颇具徽州风味的”小碗面“，每碗十八文，”上加肉片蛋皮虾仁等物，碗大味鲜，量浅者可以抵一顿饭矣。亦有素面店，小碗每十文，加上素丝点心，净素小菜面汤个二文。“
素称：五杭：（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特产之一的杭剪“惟张小泉一家而已“。而张小泉始祖也是徽商，其祖张思家从黟县来杭，在城隍山下大井巷开一爿张大隆剪刀店。由于嵌钢技术精良，改革了过去锻打生铁成钢锋的工艺，该用嵌钢，然后选用质地细腻的镇江泥磨制刀剪，使剪刀锋利无比，赢得声誉。后传艺于其子张小泉，遂成为杭州名特产。乾隆时，张小泉剪刀曾擅名全国。
6、 长途贩运业 丝绸棉布多产于江南，苏杭为丝绸之府。全国各地都需棉、布、丝、绸。虽然经营棉布丝绸需较多资金，但此类商品轻便可以寄远，不易变质，所以徽商大多染指其间。小说《石点头》卷八《贪婪汗住院买风流》就写道：“却说哪个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另一个侨居于钱塘后为盐商吴女拙，初亦”以贩缯起博平“徽商汪社生，则小本经营棉布买卖。”余正《癸已存稿》卷十五中记载一个徽人胡詹中，曾以杭州为据点贩卖盐、绢、茶而获利，后做玉器生意而折本。《海运新志》中也记载有徽商参加海上长途贩运“纸张布匹“，一直贩卖到了东一带。
7、 海外贸易业 杭州是一个港口城市，外港乍浦直通海外各国，徽商也热衷于杭州的海外贸易。如明代倭寇首领汪直、许栋，都先后经商后论为倭寇。万历三十七年浙江查获赵子命、沈云凤织造哈蜊斑缎私通暹罗、吕宋事件，其中就有徽商参与其事。徽商许二（栋）锯浙之双屿为剿，以杭州商品贩卖日本获大利，其“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杭诚歇客之家，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及布帛丝绵油麻酒米等物，无不资送接济。“（《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4）明末距皮岛经营与朝鲜贸易的毛文龙，原系钱塘人，所招集的商人中也有”徽州朱相公“等人（《东江始末》）。徽商程钕概曾在浙江经营海外贸易，”逾瓯越至闽海，历漳泉，蕃舟贸易而返。“（程嘉燧《松园偈庵集》卷下《故处士程君墓志铭》）。
8、 徽商参与生产，使自身兼具产业资本的性质。徽商除了从事商品交换活动外，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到直接参与商品生产过程，可获巨利。据明人胡元敬云：“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数渊。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拼辏辐辏，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所谓“开车”者，即是徽商把资金投资于丝织业，添置织机从事于丝织，这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一种形式，表露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综上所述，徽商积极参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动，在组织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才能、财力，把商品输送到国内外各地。这对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杭州与各地的经济联系，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末清初，徽商开始注意渗入中小市镇中去，并开始投资于有发展前途的丝织业商品生产，使自身兼具产业资本的性质，这在当时来说是一进步现象。
三、徽商活跃于全国各大城市，“徽之富民尽家于仪（真）、扬（州）、苏、松、淮安、杭、湖诸郡。“他们之所以能在各地站住脚，是由个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徽商大都具有一定文化，能适应环境并发展其事业。徽州素为文献之邦，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地方，素有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徽商不仅具有较丰富的商业知识，而且还有较丰富的地理等方面知识，他们较早地从环境熏陶了从商求富的观念，不同于一般商人。如徽商张翰，”淹负经史，……为士林所推崇。……（后）修故（商）业而息之，资日以饶。“又如汪道昆的祖辈，也都是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商人。
有了文化易于接受新事物，有了知识则善于从各个方面去熟悉商务。《（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中曾指出徽商不同于一般商人的地方，即：“善识低仰，时取于，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清人也指出：”黟人近始学远游，亦知权低昂时取予，岁收贾利，然其家居务俭啬，与贫瘠者等。“明清以来，徽人素不以商为末业，认为它是有”心计“者才可以为之。如江终慕，”翁生三岁而父卒，依兄奉母吴以居。时家祚中落，茕然无以生也。翁年十二三，即从兄屠酤里中。稍长，从兄如钱塘。其在钱塘，日坐肆中，售米盐杂物，兄弟服勤如初。而母甘旨常苦不克，翁乃叹曰：“丈夫当观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安能久为琐琐乎。遂辞其兄，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久之夏还钱塘，时已侠重资伟大贾。”他就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
其次，徽商具有不怕艰苦，无远而不届，无微而不至的求实精神。《（万历）歙志》云：“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这真实惟妙惟肖\淋漓尽致的描写,生动地刻划了徽商从商生财之道/
第三,恪守商业条规,有较好的商业道德。“唯利是图”、“贪财轻义”或“见利忘义”是一般商人的本质，徽商也难完全脱其臼，但有些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徽商，他们则注意恪守商业条规。如歙县王友权，“客居钱塘，悉友名硕，与人交易，不较小利，故江湖推重。”鲍直润，“贸易不占小利，或以为言，大父曰：‘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峙，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地。人服其远见。尚志公晚年，事皆委任焉。”
第四，慷既好施，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能与侨寓地居民建立和睦邻里关系。如，徽盐商汪廷俊，“慷慨好施，以缓急告之者靡不应。康熙中，浙遭闽变，道路流离，廷俊首先创捐，收赎子女，务使完聚。交友诚信，遇人过则情恕理遣。同舍生窃其金而去者，廷俊知其名，绝口不扬。时咸谓陈太邱之盛德，王彦方之长厚，兼而有之。“汪尚广，”客武林时，开商籍，浚远河，立义仓，修道路。“有如程绍文，”偕汪文演、吴云风，建崇文书院。“
第五，徽商善于利用血缘、地缘关系，形成地方商人集团。随着徽商在杭州侨寓人数的增加，他们携亲带友，居住在一起。如在钱塘江畔就有一个徽州塘，此既“徽商登岸之所，即所谓徽州塘也“。他们还热衷于置义产、办会馆、公所/如叶道传，”创建宗祠于虎跑大路旁圣安山下，捐置盐券巨额，作为义庄，族党感德。“在候潮门外有”徽国文公祠，即徽商木业公所也，乾隆间创自婺源江扬言先生。“在塘栖镇上也有新安会馆。这些会馆、公所具有同业行会兼同乡会性质，借以团结徽人，保护同乡同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