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地狭人稠”，“土、农、工、商”四业中，从事“农”、“工”自然条件较差，剩余劳力多以“士”、“商”可获利，“儒”“贾”结合，名利双收。一批从“儒”从“贾”的“徽人”，有的“贫贾后儒”，有的“先儒后贾”，也有“亦贾亦儒”，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

　　“文化”一词的广义解释应指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狭义解释是指其精神成果的结晶，包括信仰、道德、宗教、哲学、知识、艺术、法律等内容、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徽州的富商世贾，多热心于“出巨资办书院”、“延名师课子孙”，促进了“徽文化”的昌盛，又成为振兴“徽商”的强大动力。

　　“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儒商”是徽商的主要特征，“徽商”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形成了具有共同的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礼仪同俗的“文化特质”，建立了一种以同行分认、自愿遵守的商业行为制度为特征的“文化模式”。如在商业行为中，“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以人为本”；在创业发展中“讲勤俭”、“讲谦让”、“讲融和”、“讲效益”；在学习修善中提倡“自主自立”、“行而后知”、“学无止境”、“日新月异”等等，这些“徽商”文化内容，至今在“徽商”故居的“楹联”、“匾额”中仍随处可见，如“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信好；创业准，守成难，知难不难。”“惜衣、惜食、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快乐要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杭州胡雪岩故居第三进中堂挂了一声竖匾，上书“戒欺”两个大字，徽州建筑有一个特殊构造——“商”字门，最上一点是个元宝，代表效益，下面两个门框由人进出，代理商字中间的“人”、“口”二字，表示“人本”思想。这次“国际徽商论坛”的会标就是采用形象化的“商”字门。

　　随着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变革，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徽商”文化未能“与时俱进”，封建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如攀援官府、官商勾结；重宗守礼、衣锦还乡；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等落后于时代的观点，禁锢了“徽商”的经营活动，在民族资本和外来资本两股潮流冲击下，终于逐渐走向衰落。成为“文化”，败也“文化”，“徽商”兴衰的历史充分说明了经济文化的互动作用。

　　各个历史时期的商业文化，都有与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有关特殊性；但又有与商业行为有关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的商业文化，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中是可以借鉴的。

　　中国是商业和商业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商”朝就是以“商”名代，在“商”、“周”两代，商人地位是很高的，齐桓公的两个重臣、管仲和鲍叔牙是安徽人，都是商人出身，范   辞官下海，在“陶”地经商，改姓朱，人称“陶朱公”，富可敌国。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一篇“货  列传”，开篇就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周”工商业的兴盛，有客观历史原因，“春秋战国”和“东周列国”时代政治分裂，各个小国之间必须互道有无，各取所需，但当时信息并不准确、灵通，法制又不严密完备，而且跨国商业经营又不受本国法律管辖，商业活动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趋利避险，在商业交往实践中形成了以“契约”和“诚信”为核心价值观念为商业交流文化。“契约”以互利共存为目的，以协商谈判为手段，以“诚信守诺”为基础。“契约”的实质是在对个体利益充分尊重的同时，对集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自觉的契约理念和诚信精神，一定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契约”是商业文化的行为准则；“诚信”则是商业文化的道德基础。人无信则不立；市无信则不兴，商无信则无誉。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对“商”、“周”时代的社会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春秋多义士”，“一诺重千金”。春秋战国时的“义士”最大特点是“重然诺，轻生死，”他们对“诚信”精神的执着追求到了令人惊奇、惊叹的程度。

诚信是儒教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做人、处世、为政的行为准则。孔子的学生子贡当官了，向老师请教从政之道，”子贡问政，”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也矣。”孔子说了从政要重视的三件大事，一是足食，民以食为天，要友展经济，让百姓吃饱、吃好。二是要加强国防建设，春秋战国时期，保卫疆土的兵力很重要。三是要建立一个诚信社会。子贡又问，必不可以而去之，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也就是说国防建设可以慢一点。子贡是个好学多问打破砂锅纹到底的人，又问，必不可以再去之，二者何先。子曰，去食，意思是经济发展也可以慢一点。孔子接着又强调一句，自古谁无死，民无信不立。生活差一点，寿命短一点，人总是要死的，但社会没有信用就不能稳定。孔夫子还说过一段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挽，小车无扼，其何以行之哉。儒教把诚信的民风、诚信的社会、诚信的政府看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前进的方向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浪潮蓬勃兴起。在国际化的游戏规则中，对“契约”、“诚信”的要求更科学、更规范、更严格，“诚信守约”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价值观，它反映了现代社会“人本化”、“理性化”的文化精神，它的价值取向是为社会提供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氛围；提供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实现普遍交往与交流的信任基础；提供以单个利益主体出让部分权利以换取有关主体普遍同意为前提的契约精神。最近，霍英东先生讲了一段话：“我参与国内改革开放事业是义无反顾的，也是不走回头路的，我已年近八十，还有何求，我只是想借此机会提醒一句，市场运作靠法律保证，法律靠信誉支持。”我们在构建现代“商业文化”中既需要吸收和融合优秀的外来文化，更需要弘扬和更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沟通民族文化的血脉，注入新的血液而蓬发生机。

“徽商”遵循“儒学”“仁者爱人”的理念，致富之后，修桥、筑路，办学堂、建会馆、扶贫济困，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现代商业文化，也应涵盖“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也就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提倡和保护企业的市场主体性、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要提倡和促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与其它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一个合理合法、和谐相处的共同体。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企业和企业家回报社会是多方位的。构建诚信市场、提供就业岗位、尊重劳工人权、保护生态环境、扶助弱质群体。这都是现代商业文化的表现形式，一位现代的成功商人，该是一位有造诣的文化人，同时又是一位知名的善人。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加强社会诚信建设”，2005年２月１９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因此， “诚信”不仅是商业文化的基础，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中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如何更好地应对环保、健康、安全、气侯变化、劳工权益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和上要求，也是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十分关注的课题。有关组织对此也作出了一些重要举措：一是一些国际商贸规则中列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如“ISO15000（标准）”中列入环境保护的条款；“SA8000（标准）”中列入了劳工权利的内容。二是成立了一个全球性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CBCSD）”，这个组织倡导和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效地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事目。三是联合国于2000年7月发起了一个名为“全球协议”的重要活动，号召全球企业认识自己对世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承担的责任，自愿遵守共同的价值标准，实施必要的社会规则，推动建立平等、公正、可持续增长、共同发展的全球经济。“全球协议”共有九项原则，包括维护劳工权利、禁止使用童工、应对环境挑战、鼓励推行无公害技术等内容，2004年6月召开的“全球协议”领导人峰会上，又新增了一款“反贪污”原则：“企业应反对各种形式的贪污，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目前，世界各地己有70多国的1500多家大型企业加入了“全球协议”，其中：我国有36家企业。）这些规定和要求都是现代企业文化的范围。

文化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影响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一个主要变量，是一种影响大而持久，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无形资产，它以信仰力、感召力、凝聚力等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无形价值观的作用能够使有形资产间接增值，企业综合竞争能力就是对各种物质资源和企业文化等无形资源之间进行组织管理、协调融合而产生的。

2004年11月李长春同志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指出：“徽商崇尚文化，注重信誉，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期要发扬光大徽商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