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京

 

    徽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我们今天所说的徽州，应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是指地处皖南，毗临江浙，纬线范围在北纬30℃左右的这一地区。历史上称为新安，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范围包括今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及黄山区的一部分，以及现属于安徽省宣州地区的绩溪县、属于江西省的婺源县。徽州社会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后崛起，明清时达到鼎盛与繁荣，清末以后衰退的。其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书院、精舍等260多所；社学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时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科举及第者众，仅明清两代徽州本籍中举人者996人，中进士者618人，状元数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涌现出了朱熹、戴震、俞正燮、王茂荫、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更有影响深远的徽商，成为人们长盛不衰的研究话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突破过去“左”的思想禁锢，党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制定了正确政策。学术界对徽文化的研究，至少历经了大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更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地方学——“徽学”，被誉为是并列于敦煌学和藏学的中国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显学之一。徽文化还将以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走出安徽、走出国门，让全国、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它，了解它，使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一

 

    徽文化和中国其它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一样，在长期的孕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内涵深厚的一门学科。

    徽文化是随着徽州区域文化的形成而形成，随着徽州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它广泛体现在徽州社会历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各种生活实践中。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跨入现代门槛前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徽州介于万山丛中，自然环境神奇，境内既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以及景色奇异被人称之为“尚待开发的黄山”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和清凉峰，还有全国道教名山齐云山，“几百里山水画廊”的新安江水系等等。自然地理环境自成一统，相对独立，“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

    历史上除太平军乱外，少有战祸，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文物之海”之誉称。再加上徽州人文化素质较高，对文物、文化的保护意识强，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许多历史文物资料被保存下来。

    从一些出土的遗址、墓葬的器物看，最早生活在古徽州土地上的苗越先民，其农耕和手工业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秦时，徽州就设置黟、歙二县，山越民族“依山阻险，不纳王租”、“勇捍尚武”、“断发文身”“火耕水耨”，被称作“蛮越”。孙吴对徽州山越族征服战争之后，经过他们辛勤劳动，不断推动着这一区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出富有特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公元208年徽州始立新都郡，置六县。黟、歙等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地理条件的内在统一性与行政区域的一律性实现了重合，中断了山越民族经济文化独立发展的过程，为中原士族徙入后汉越文化的同化提供了先在条件。

    由于中原战乱频繁，西汉时期起就有中原士族南迁，他们或在徽州为官而留连忘返，或迷恋徽州大好河山而以徽州为家，或看中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而入徽定居。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有两次中原衣冠大规模南迁，入徽先后达75个姓氏。这些中原士族在徽州“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支派有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攸分，冠裳不容倒置”。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徽州宗族制度。他们的徙入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在长期的与山越共处、融合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徽州的经济结构，促成了徽州告别半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俗益向文雅”。徽州风气为之一开。在山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长期融合、同化过程中产生了具有浓厚徽州特色的新质文化：保旱乡土、严宗族、尚祖祭、重教育、尚气好义、俭朴勤劳、文风昌盛、崇仪礼……表明徽州文化开始走向成熟。

    南宋时期，封建政权南迁，封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第三次中原衣冠大规模入徙徽州。在已形成的徽州文化的厚实基础之上，徽文化再次焕发勃勃生机，直至明清全面繁荣。崛起于宋，兴盛于明清的徽商，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国数百年，所谓“无徽不成镇”，徽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徽商经济是徽州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徽商是鼎盛时期徽州文化的重要创造者。 全盛时期的徽州地域文化派生在以盐商为龙头的徽商的深厚物质文化的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的徽州文化，既有突出的徽州地域特色，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特征。

    通过对这一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它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汇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①

     徽州区域范围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指古徽六邑），历史上总人口充其量百万人，然其却孕育、衍生、发展出了极具特色且辉煌的徽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既有整体上的共性——包括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相比的共性，更具地理区域上的个性；既包容了东方文化的一般性，更呈现、蕴藏了徽州这一方山水、土地环境的个别性。为什么造成这一现象呢？

     中国封建专制政权造成战乱频繁，把中原、吴越、荆楚等四面八方的人们卷入了徽州这片山岭割切与外界断绝的“世外桃源”，但这不是“来此绝境不复出焉”，更非“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而是在山的封闭翼护下又由水系的四通八达而随时能走出去。这样，随着各处外地人的迁入而带进的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而酝酿、孕育出一种开放的、有进取精神的新群体与新文化。这个过程，又经过徽州人由辐射式的水道出而经商，无远勿届，把徽文化带出去，拥有巨资后又回来买田做屋把外边文化引进来，他们拥有土地后又延师教子弟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培养出来“登科及第”出而为官做宰宦的“读书人”的“衣锦荣归”，又将外边文化引入则是第三次浪潮。当然，这些迁入、经商与做官，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其间均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过程。一次次的进与出、吐与纳、接受与反馈，意味着一次次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矛盾与融合、凝聚与发展。这就使得这一特定地域在徽商的“徽骆驼精神”哺育下，形成了即有山之静水之动、开放与凝聚双重品格的徽州独特地域文化，促成了徽州文化的特别繁荣，形成了自成特色的徽文化。

    如徽派建筑艺术，其独树一帜的特色，就是内在地包容和照应了徽州地理环境、山水、资源、风俗及文化的特点；再如新安医学，其缘起及在许多专科上的独特贡献，都内在地与徽州的山水及丰富、独具风味的动植物资源和药材资源关联。其他还如徽派盆景、徽州三雕艺术、徽州文房四宝艺术、徽漆、徽菜等，也都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东方色彩上的实用、审美价值和意义，又是内在地与徽州地理环境及资源的条件相关联，具有地理文化单元上的缘起发生和现象存在的意义等等。特别是徽州人生活在万山丛中，“聚族而居”，非常恪守宗法，“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未改，而霄小不敢肆焉。”独特的习俗，塑造了徽州独特的山区社会结构。因此，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特别是研究各个姓氏村落的演变、变迁及历史发展情况，不同姓氏家族及村落的相互交往、纠葛共存关系，尤其具有姓族聚落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价值。徽州文风昌盛，重儒及第、重教育、重对子弟的培养、重“亢吾宗”等等思想意识及价值观念的传统，就很受徽州人中本为中原北方士大夫族、名门望族移民的记忆；徽州的宗族文化、聚族文化、水口村庄布置等等，也都直接与移民问题关联，特别是徽州的方言，至少是其语言的复杂性上，十里不同音，山南山北各方言，堪称一绝，究其原因，也多少与移民问题相关。

    徽州文化也有由徽州本土再向外扩展的问题。徽州文化不仅包括本土的诸文化，更包括由本土而移出于外、同时还保存着自身顽强的同一性的文化。如徽商，它就是徽州人出游外地的经商之帮。徽商虽然离徽州本土走四方，聚居全国各地，但他们总不忘宗族，不失乡谊，修谱收宗，建会馆、聚同乡，同祀朱子等，文化上保持顽强的同一性，构成独特的移民现象。再如徽剧，它也主要是由侨居、寓居于外地，主要是扬州、苏州的徽州人倡兴、扶持、鼓动发展起来的，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文化现象。其他还有如徽州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徽派刻书、徽派篆刻等，也多与移民问题有关。

  

                               二

 

    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特征，它所表现的是这个区域文化在一个时代由其特殊的精神需要、精神状态和精神力量所构成的精神特征。徽文化精神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实体，它正具体地存在于徽州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中，并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中那些普遍、恒久因素的积累、凝聚，而不断充实表现出来。

    那么，徽文化精神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这是探索徽文化精神的中心问题。

    这些年来，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有人认为“它所体现的那种理念或精神有：以义统利的义利观、公私兼顾的公私观、民富国强的家国观、遵守契约的诚信观、贾而好儒的人才观、冲突融合的和合观等”。②这是徽州当时各项事业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还有人结合徽州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时代，又在徽州这块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徽商，他们不甘穷困，开拓进取，凭借较高的文化素养，贾而好儒的特色，雄居中国数百年，所谓“无徽不成镇”，造成了徽州物质文化的历史辉煌，徽商是鼎盛时期徽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他们除了具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特征，还具有冒险犯难、开拓进取、百折不回的“徽骆驼精神”，研究徽文化精神，必须要讲“徽骆驼精神”：保旱乡土、严宗祠、尚祖祭、重教育、尚气好义、俭朴勤劳、文风昌盛、崇礼仪……还有人认为徽文化精神特征有：1、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山的封闭与水的开放，理学的保守与徽商的创新，徽州工艺作品思想内容的封建落后与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等）；2、艺术与环境的结合（徽派版画、新安画派、徽州盆景、徽州方言、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建筑、徽菜等都与徽州特别的山川环境紧密相关）；3、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如新安医学先驱师湖北、四川名家，徽剧吸纳弋阳腔、西秦腔精华；而徽商的开拓又将徽文化扩撒至四方，徽戏进京，促成京剧产生，徽州版画“独鳌艺林”等）；4、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徽州文化是山越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融合，兼具山越刚勇好强和士族衣冠尚气重礼的特性）等等。

     其他学者还有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阐述的，种种论述统计起来恐怕有几十条，真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徽文化精神内涵之广大，也令人叹为观止。

    我认为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徽文化精神，应找到贯穿于徽文化全部精神的本质的东西。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全息基因”，是研究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一精神，体现在一大批从徽州走向世界的先哲先贤们的开风气之先的首创精神。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我们相信随着徽文化精神的多层面开拓和探究，人们将进一步加深对徽文化的认识，了解它的地位，取其精华为现代化事业服务。

    冯友兰先生说过：“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每个中华民族的成员的成员，都应尽其力之所及做一点事。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我想冯先生的话也说出了今天探讨徽文化意义之所在。徽文化精神的主要意义有：

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

    在长期的谋生存求发展的斗争中，徽州人深刻地体会到，人自身素质的提高，是立足社会与得到发展的关键。他们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因此对延师办学有极大的热情，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注重对人的智力开发成为悠久的传统，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③

     中国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孟哲学、儒家学说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正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是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根本。经过统治阶级多方面的强化和长期的熏陶，儒学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汉以后相继出现了儒士、儒生、儒吏、儒将、儒相等概念，以“儒”为高素质、高品质的标识，不无矜夸意味。而“儒商”的概念在中国出现最晚，实始于徽商。根植于厚实的儒学文化土壤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商活动，他们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 而教育的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基础作用；离开了经济的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明清时期，徽州以“商贾之乡”而“富甲天下”，徽商经商所积累的巨额财富为该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酵母”，可以说，没有徽商，就没有徽州教育的辉煌历史。

    明清时期，徽商凭借财力的优势。殚思极虑，多方位、多层次的资助和发展教育事业，徽州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立和维护，就和徽商结下了不解之缘。致富后的徽商对办学的热忱十分高涨，这种高昂的办学热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亟置塾学。获利后的徽商大多把延师课子、设置家塾列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如：明歙县许晴川经商致富后，“五子咸延名师以训”；明休宁商人汪可训，“有子五人，岁延名师督之学，曰：‘此余未究之业也，尔小子容一日缓乎？’尽出所订经书古文词，严程课督”；④新馆鲍氏商人设塾立教的事例更为典型，如：鲍继登，“以盐策起家。尝建德文堂为书塾，广延名师罗益友以训其子孙”；鲍柏庭，“好施与”，“教子也有义方，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尝曰：‘富而教不可缓也，徒集资财何益乎！’”鲍柏庭提出的“富而教不可缓也”的思想，在徽商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2、广设义学。徽商不仅热衷于置塾学，延名师以课子侄，而且还广设义学，为宗族和乡里的贫困子弟提供接受儒学教育的机会，将其“膏泽”从一家推及一族、一乡。明清时期，徽州的义学遍及城乡各地，而这些则大多是徽商出资兴建的。

3、倡建书院。为了使更多的子弟业儒就学，徽商又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明清徽州书院的兴盛，与徽商的大力倡建、捐资大有关系。

    由于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再加上徽州人的精明、慎敏和好学，使他们磨炼成善于进取的性格。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逐步转变，徽州人自明代成弘之后，更多地走出万山丛中闯世界，创造了徽州历史上的辉煌。

二、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家庭本位，皇权本位，国家本位，重宗法，仁爱、正义、义务、贡献的思想，徽州人身体之、力行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是以孝悌为基础，以自然血缘为纽带。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其中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这些聚族而居的大姓，皆有千年不紊之谱系，有宏伟壮丽之祠堂，有完备翔实的宗规家法，有严格规定的尊卑秩序，有族田族产作为宗族公共事务和赡贫济穷之资。宗族制度的完备和宗族势力的强大的确是徽州地区一个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以尊祖、敬祖、睦祖为基本特征的宗族制度，加强了宗族间精神的联系，培养出徽州人强烈的宗族归属感，造成了徽州地区“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⑤以及族人乡里之间“相亲像爱，尚如一家”⑥的社会风尚。

    这种人文精神也生动的体现在徽商身上。我们纵观徽商的形成和发展、徽商的活动和归宿，就可以发现他简直就是这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一个范本。徽商不仅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而且怀有炽热的乡土之情，他们同以生于“程朱阙里”自居、同为桑梓之邦的文风昌盛、人才辈出自豪。作为“阙里家人”，徽商希望家乡的文风不坠、人才不衰，因而资助本邑、本府的俊秀之士读书力学，在徽商看来，亦是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

    徽商在崛起和兴盛过程中对这种人文精神的自觉，使他在当时的十大商帮中出类拔萃，大有成就。

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讲徽文化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徽州人不仅敢闯天下，还特别能吃苦。比如明朝嘉靖间歙县商人许尚质，曾挟资“负担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逐西入蜀。”在四川经商时，他深入湖南、四川交界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商情，时值隆冬，冰雪盖地，迷失了道路，多次遇险，差点连命也送上。一直到年老，仍“竟竟力作，衣敝食蔬，（日）强步五六十里如其贫时”。⑦

    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还能自觉地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⑧他们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杰出的人才。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还有的崇“儒”好“儒”，用自己对“仁”之理念的实践和成功，逐步改变了社会对“商”的鄙弃观念，令封建士大夫亦刮目相看。人称徽商“冠冕之伦，多尚气节，矜取予，有唐风霍霍之意”，⑨戴震总结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⑩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形象。陶行知称赞徽州人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⑾

   正是凭这种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徽商走向全国甚至冲出海外，不能不对中国封建专制“家天下”长期统治造成的社会停滞产生巨大的冲击，起到“革命的因素”和促成“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作用。而徽商本身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谓“无徽不成镇”、“钻天洞庭遍地徽”，“一根擀面杖，从内地打到边陲”，取得了事业上的辉煌成就。

     我们要构建具有安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个总体的把握。在徽文化博大而精深的内涵里，它的教育意识，敢于奉献开拓的“徽骆驼”精神，爱国爱家、和睦邻里的人本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省”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以“儒商”为代表特色的徽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依然值得我们总结和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严重考验。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还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如：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泊，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益驱动，采取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骗、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如最近发生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造成一百多婴儿营养不良，以至多人死亡。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精神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最高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如果我们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将儒商身上体现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国家社稷为己任的爱国精神，崇德尚义的道德风范，注重个人修养的思想境界作为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资源，从中汲取营养，培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儒商，或许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能得到有序、健康的发展。

    现在的世界，和平发展是两大主题。一些发达工业国家物质财富丰富，但精神文明失落，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的诸多弊端。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后，认为要解决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可能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市场经济原理结合起来，创造自己崭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现，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论语》提出学思结合的治学方法，具有很强的主知主义性格；儒学理论中强调探究合理、实践伦理、重视理性，这可以是“促进儒教圈近代产业化的巨大潜力”。历史上徽商贾而好儒，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投入，他们不仅凭借较高文化素质参与商场竞争，而且努力兴学助教，培养了大批有文化的商业人才和其他各类人才，虽不能说他们有知识就是重视生产力的自觉，但他们对知识、文化的经济运用和巨大成功，在知识经济社会来临的今天，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知识正在成为真正的资本和首要的财富。历史上的儒商精神和现代科技革命中生产力发展对知识经济的呼唤，都告诉人们，知识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汇率更为重要的经济发展因素。新的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需要有思想内涵的新儒商精神，需要有对知识和信息的高水平的把握，需要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力度的建设。

    当然，儒才，柔也。中国历史上儒学文化是一种柔性文化，它的封建伦理内涵，它的封闭性、凝固性、内省性，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滞作用是不容讳言的。徽商兴盛由于“好儒”，其衰落也主要缘于“好儒”。徽商在儒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封建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需要努力扬弃的糟粕。

    世纪之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具迫切性。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徽商勇于开拓进取、重视道德教化、重视文化建设、重视公益事业等等积极精神的探讨，对于徽州先贤先哲顺时应变、勇于创造、推动历史进步等等优良品德的褒扬，对于古徽州乡人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形成浓厚学风以至涌现诸多人才俊杰这些特色的研究等等，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着这一民族精神。徽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徽儿女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共同创造、培育了徽文化，徽文化在安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起到了维系安徽人精神纽带的作用。这一精神纽带中体现的自强不息、尽职尽责、爱国爱家、崇尚节俭、勤劳忍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睦邻里、济贫救灾为特征的传统美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全国、全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振奋安徽人的精神，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徽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陈学有《徽州学研究刍议》，《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②张立文《徽学的界定及研究方法》，《光明日报》2000年9月12日；

③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光绪《婺源乡士志·婺源风俗》；

④歙县《许氏世谱》卷6《贺晴川许公六十寿序》；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太学可训公传》；

⑤嘉靖《徽州府志·风俗》）；

⑥同治《黟县三志》；

⑦《古代商人·许朴与江遂志的经商经历》，黄山书社1999年版；

⑧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封淑人行状》；

⑨《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

⑩《戴震文集》《戴节妇家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⑾《古代商人·走向全国的徽菜馆》，黄山书社1999年版

 

 

  

 

 

 

 

 

   徽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有整体系列性等特点，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包容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是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标本。

    世纪之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具迫切性。这种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徽商勇于开拓进取、重视道德教化、重视文化建设、重视公益事业等等积极精神的探讨，对于徽州先贤先哲顺时应变、勇于创造、推动历史进步等等优良品德的褒扬，对于古徽州乡人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形成浓厚学风以至涌现诸多人才俊杰这些特色的研究等等，都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我们要构建具有安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个总体的把握。在徽文化博大而精深的内涵里，它的教育意识，敢于奉献开拓的“徽骆驼精神”，爱国爱家、和睦邻里的人本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省”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徽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徽儿女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共同创造、培育了徽文化，徽文化在安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起到了维系安徽人精神纽带的作用。这一精神纽带中体现的自强不息、尽职尽责、爱国爱家、崇尚节俭、勤劳忍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睦邻里、济贫救灾为特征的传统美德，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全国、全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振奋安徽人的精神，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徽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