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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论坛征文
徽商精神与现代企业经营
安徽省财政科研所 王恩奉
徽商兴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公元1132年，宋皇室迁都临安（今杭州），促成了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南移。徽州地处江南，濒近临安，水系纵横，舟楫便利。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时代潮流，使徽州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着商机。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商帮的崛起，不仅使徽商在经营行业、活动范围、商业资本和经商人数上雄踞中国十大商帮之首，造就了一大批商业巨子，独领数百年商界风骚；而且依托徽商发展起来的徽州文化博大精深，从而使当时的徽州商人名振中外、富甲一方。今天，当我们重提徽商这一值得回味的历史性话题，将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在研究徽商精神、经济起落、国势兴衰的同时，牢牢地把握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以便在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一、 徽商精神铺就了徽商的成功之路
徽商的发展蕴涵着华夏祖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北方士族南迁是徽商孕育形成的重要原因。东晋“永嘉之乱”、唐中期“安史之乱”、 唐后期的“八王之乱”和唐末的“黄巢起义”等等，北方中原烽烟四起，战乱绵延，徽州介于万山从中，是天然的避难安身之地。入住徽州的世家旺族带来了儒学家风，经过与当地越人的长期融合，在地狭人稠、较为封闭的徽州地区寻找生机，从而冲破“农本商末”的正统理念，纷纷走出家门、经营谋生，先后涌现出数十位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但是徽商的崛起，还应归咎于客观环境的压力和徽州本土经济、文化的内在要求，并在时代的潮流中铸就了自强不息的徽商精神。
（一）徽商的兴业之路——宗谊结合的敬业精神。徽州原为古歙州，辖六邑（即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六县），北宋末年，宋徽宗赐名徽州。由于中原的世家旺族和黎民百姓纷纷南迁，使原本就地少人多的徽州地区加剧了生存的危机。环境的压力，迫使徽州百姓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如史志记载：“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当地流传一句谚语：“前世不休，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徽州男儿背井离乡，勤奋敬业以及不甘穷困，矢志千里的抱负和胸襟。
以家族为单位、以宗亲为纽带，结成封建性的商帮是徽商经营的一大特点。徽州人经商往往以宗族、亲戚和乡党进行组合，并以族规、门规及家长式管理为核心，合伙并力、成帮结对。因此，徽商成功兴业之后，非常注重建宗祠、修家谱、办会馆，从而强化宗族意识，增强商帮的凝聚力。这种传统的企业组合方式，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度时期内，不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发生过重要作用；正是这种传统的组合方式，把大量的徽州人引入了经商之途；也是这种组合方式，使徽商在血缘和地域关系的基础上构筑了庞大的商业网络，从而使徽商在经营和竞争中独领风骚。
（二）徽商的发展过程——兢兢业业的“徽骆驼”精神。“徽骆驼”精神是胡适先生对徽商精神最贴切的称呼。明中叶之后，大量徽州人冲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惰性、保守、被动的生活方式，“水航陆辇、山负海涵”，南下湖广、北上京城、西出塞外、东达海滨，甚至漂洋过海，捕捉商机，其出行的势头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徽商多由小本起家，从小商品和土特产品起步，或通过学徒、打工积累经验，伺机发展，大多通过自己劳动或变卖家产积累资金，也有通过亲朋筹集、借贷或合股经营。徽州产粮较少、但物产丰富，陆路交通困难、但水运便捷，于是他们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将本地需要的商品从外地输来。正是这些手拿少许银两、身带背包栳伞、呼朋唤友的乡民，使中国的商界为之震颤。特别是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随着徽商资本积累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徽商的业绩走上了极盛时期，不仅赢得了天时，垄断了两淮盐务，积累了其他商帮难以匹敌的巨额资金和大部分地区的茶、木经营；而且占据了地利，享用着黄金水道和南北运河的便捷交通。
徽商经营的品种很多，盐、典、茶、木、纸、墨、笔、砚、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和文化用品等无所不包，尤以盐、典、茶、木为经营之最。徽商的活动范围很广，其经营密集区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江浙一带、大运河两岸、景德镇与鄱阳湖之间。徽商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怕挫折，锐意进取。出门经商折本、失败是常有的事，但徽商的精神是“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大有“驴上徽州、不死不休”的执著和憨劲。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徽骆驼”精神，才使徽商得以“雄起阡陌”、名振四方，从而造就出数百年不衰的徽商帝国，成就了如此辉煌的徽商历史。
（三）徽商的经营艺术——贾而好儒的重教精神。古老的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祥之地，许多商人本身就是文人、儒士，笃信“富而教不可缓”，贾事儒行、为贾为儒、自然结合。这种贾儒结合的文化形态决定了徽商在本质上属于儒商，反对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因此，徽商赚取的利润并不完全用于扩大经营，崇文尚义、尊师重教成为徽商做人的根本和根深蒂固的观念。随着徽商的兴起，许多商业巨子纷纷在家乡捐资助学，造福桑锌，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子弟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家典、世代尊行，至明清时期，徽州的教育程度居全国之首。据统计，清康熙年间，徽州共有学社562个、书院54所，至于义塾、私塾、书堂、蒙馆就更多。有的书院容传道、授业、藏书、祭祖、和生活、娱乐为一体，院宇间巷弄相通、回廊相连、匠心独具、气势恢弘。由于教育发达，文风昌盛，使古老的徽州人才辈出，贾仕如云，巨商、显仕不乏其人，从而孕育了一派丰厚的古徽州文化底韵。
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徽商掌握了一套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经营艺术。在经营方式上，徽商采取囤积、走贩、放贷、垄断的方式，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上的价差牟利，在实践中建立起符合自然经济特点的、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在经营策略上，徽商把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贯穿于商务实处，多谋略、工心计、精计算，对外广交朋友，对内知人善任，重点结交仕宦、文人，以便通晓信息、抓住商机。经营致富的徽商常常将大量的资金转化为资本。如徽商开设的茶行，在毛茶的收购季节，将大量资金贷给急需用钱的茶商，而后又代理销售茶商的茶叶；如徽商开设的米行，当米谷丰收的年成大量收购，并将收上来的粮食当给当铺，从而既腾出资金、又免去存费，待米谷紧俏、价格上涨时司机赎回抛售，从中获利。由于注重经营，加上能够较强地适应客观环境，善于在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捕捉商机，因此，徽商的足迹遍及各地。徽商云集的都市纷纷开店设铺、拓街建房、造亭楼、办会馆、建园林、辟码头，从而推动了市镇建设，享有“无徽不镇”、“无徽不商”之美誉。
官商互济、儒政相通，被徽商奉为经商理财之信条。以贾进仕、商举并论、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声誉、声望)，往往为逐名高而不惜血本、一掷千金。官商互济不仅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无形资产，同时可以争取较好的政策环境，获得一定的政治保护，享受封建垄断特权，从而为商业生存、发展带来便利。同时，徽商的发展也忘不了国家的困难，当国家危难之时，徽商能挺身而出，捐资助政。据《两淮盐志》及有关资料记载：乾隆六年淮扬水灾，徽商黄仁德等人捐银7万余两，次年又捐银24万两。乾隆6次南巡扬州，其接驾事宜均由徽商江春操办，所花银两不下千万；其次，江春用于军需、军饷、赈灾、贺寿等花费的银两高达1120万。对于江春这样的捐输大户，当局既然是心中有数，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即江春筹办400万两军需的同时，乾隆加授江春为“正一品光禄大夫”，并追封三代、光宗耀祖。
（四）徽商的经商理念——以德治商的诚信精神。徽商在本质上属于儒商，信守市场与权利并重、竞争与友谊共存。在经营理念上，徽商继承了儒家学派诚实、守信的传统思想，将商誉看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重商德、守诚信、以质取胜、市不二价、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因此，徽商并不惑于眼前小利，而是在品牌、质量上精工细作，并注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许多“老字号”商铺，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和优质服务去奠定合作的基石、建立良好的信誉。因此，深得顾客和商家的信赖。
以茶商为例：首先十分看重毛茶的质量，收购的毛茶要细嫩、紧结，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即拒绝收购，并总结出一套鉴别毛茶的方法和标准，因此，茶叶生意越做越旺。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徽商在京都的茶商字号达166家，小茶店数千家。同时，茶叶作为我国当时重要的外销商品已远销欧、美大陆，并逐渐取代传统的生丝出口地位。18世纪末，仅英国每年就进口华茶1900万磅，1832年仅广州一地出口茶叶总值就超过1500万元，尤以祁红、屯绿最受欢迎，分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和1929年美国费城国际评赛会优胜奖。
二、传统的经营方式是造成徽商衰落的主要原因
沧海横流、国势兴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徽商虽然捕捉到无数次机遇，但也遭遇到更多的挑战。由于历史的局限，徽商终究未能摆脱封建传统思想、战乱和统治阶级的盘剥，而最终走向衰落。就其原因，我们不妨进一步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以便从中找到徽商衰落的答案。
（一）未能挣脱封建传统思想的羁绊。徽州人很重视经商，但更重视业儒。因为经商只能取得财富，如通过科举取得官位后不仅同样可以发家致富，而且凭借政治地位和特权为家族、后代带来的巨大影响乃是经商所无法得到的。因此，在徽商的骨子里，始终未能摆脱“以农为本、以仕为尊”的传统思想。正如一位徽商说道： “仕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可见，“贾而好儒”道出了大多数徽商是在科举失败之后转而经商，反映出一种“不得仕而商”的无奈心态，好儒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真正目标。正因为好儒，才使得徽商最终无法摆脱封建的羁绊。因此，在生意场上官商互济，左右逢源，当他们经商梢有成就后即转贾为儒，甚至为逐功名而不惜万金。有的徽商虽身在征战商场、但心在科举功名，把科举仕途作为终身追逐的目标，从骨子里反映出拘礼成规、倾心儒业，进而导致对自己职业的彷徨。
（二）浮躁奢靡之风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徽商发迹之后往往不注重扩大生产，转而由原来的勤奋敬业、吃苦耐劳，变成了贪图享受、逐利功名。把大量的金钱用于买田、置地、修祠、建房、取妻、纳妾、续谱、立坊，从而造成商业资本的逐步萎缩。如清咸丰年间，徽商汪定贵花黄金百两、白银八十万两在家乡修建豪宅承志堂。全宅有七个楼层、九个天井，房屋60间，占地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正厅前后三开间结构、两进回廊，前有天井、外院、内院，后有书厅、花园、鱼塘，还有娱乐厅、麻将厅、鸦片厅、小姐楼阁和保镖、女佣住室等等，整幢建筑装饰考究，砖、木、石三雕俱全，其徽商巨富的铺排遗风可见一斑。有的为了赏赐一个官位而挥金如土、攀亲折桂，不仅消耗掉大量的财富、影响商业经营和再生产的扩大，而且造成商业资本的严重匮乏。
（三）国内官府盘剥、国外资本入侵，致使徽商元气大损。官商互济是徽商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安身立命之本。清乾隆之后，由于国势衰落，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日俱艰难。道光十一年（1831），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削除盐运垄断，改“纲法”为“票法”，使徽商中依靠垄断发迹的盐商一蹶不振、日渐衰落。随后，典当业也因加增典税、垄断质铺，加之国外金融资本的入侵而遭败业。清光绪之前，由于国外不谙种茶之法，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但富裕起来的茶商未能居安思危，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种茶成功，对中国的茶商构成威胁。加之制茶工艺原始、茶商因循守旧和清政府提高茶税等等，使得中国茶叶的出口量逐年递减。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国外资本渗入，海外商品大量倾销国内市场，致使徽商从整体上失去了垄断地位，进而导致徽商在激烈的竞争中江河日下、逐渐衰败。
（四）战乱年连，导致徽商走向衰亡。绵延战乱，使徽商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明朝末年，李自成进京之后，刘宗敏强征暴敛、筹集军饷，仅在京城就抓徽商千人，掳银两不计其数，造成京城徽商纷纷破产。清咸丰之后，徽州战乱长达十多年之久，帝国主义入侵浩劫、清军纵兵大掠、义军征战烧杀、团练输捐搜刮，几度重创、几度浩劫、几度摧残，致使徽商最终走向衰亡的道路。
三、 从徽商的兴衰看现代企业经营
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就等于人类失去记忆。当徽商经营的鼎盛时期，正是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和新生资本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期。徽商的发展虽然对扩大社会分工、繁荣都市经济和促进中国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最终未能摆脱封建的桎梏而被现代企业经营大潮所淹没。今天，虽然徽商的话题已成历史，但徽商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厚的文化遗产、陈封几百年的珍贵史料和一件件鲜活的历史故事，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一）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国度里难以萌发兴新的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沧桑巨变、物换星移，徽商在经历了漫长的辉煌岁月之后而悄然止步，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徽商发展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徽商毕竟是一个小农意识极强的封建商帮，他的“好儒”虽然促进了商业的理性发展，但也强化了自身的封建意识。因此，在充斥着宗教伦理、尊卑等级的封建社会里，怎能容得新生资本的萌芽和发展。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徽商也曾参与过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但总体上受儒家思想的束缚而显得软弱无力，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经商方面，缺少竞争意识和系统的经营理念，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只能被动地依存或维系当时的体制。因此，这种寄生于封建生产关系和拘礼于小生产经营理念的经济组织，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走向衰亡。
（二）封闭的市场必然造成经济衰退和政治衰亡。古丝绸之路作为开辟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往来和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纽带，其意义不仅在于国际交流，而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缔造了盛唐时期的辉煌。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的丝、棉、茶、瓷器、漆器、药材、水银、硫磺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从而为增加中外贸易、繁荣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商机。但是，明王朝之后，统治阶级大都采取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把海上贸易视为“倭患”，规定中国百姓“片板不许入海”，“私载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者处斩”。汪直等人为了冲破海禁，期求做一个合法商人，不仅最终的结局是以身试法，而且落得一个“倭寇”的骂名。然而，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海上贸易已是大势所趋，封闭的结果必然造成自己经济上的衰退和政治上的衰亡。
（三）竞争是推动资本循环和激励企业经营的根本动力。徽商的崛起，除了具有不辞劳苦、勇往直前的“徽骆驼”精神之外，依靠垄断、获得政府保护下的垄断利润是徽商发迹的重要原因。然而，市场毕竟有它内在的规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重要行业被垄断经营，最终将会扭曲经济结构、破坏市场规律，从而阻碍经济的良性发展。徽商之所以在传统商业的鼎盛时期而突然止步，其重要原因是在长期的封建垄断经营中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因此，在国外资本强烈冲击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必然失败，这一沉痛教训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已多次得到验证。徽州的盐商犹如我们今天的国企，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记取这一沉痛教训，牢固树立竞争意识和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对于至今仍在通过政府垄断而享受经营特权，利用垄断赚取高额利润的国有企业来说，无不起到最好的警示作用。
（四）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促进现代企业经营的根本保证。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纵观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才能使企业和个人的财产得到保护，社会资本才能有效的积累，人们才能从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中获利，从而使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但在徽商衰落的社会环境里，由于朝廷腐败，战乱绵延，致使经济极度衰落、百姓民不聊生。在政治环境上：封建统治制度百孔千疮，国内缺少良好的经营场所，经营者缺少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政府。徽商汪直本来只要求朝廷开放海禁，以便国人觅利商海、戍守边疆，但封建王朝非但不准而海禁更严，且屡次派兵征剿，致使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在经济环境上：官商勾结、体制混乱，政府加重剥削，起义军劫富济贫，导致徽商纷纷破产。在政策环境上：封建政府一贯采取轻商政策，清咸丰年间，出身于徽商家庭的王茂荫（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主张改革币制，防止通胀，以便缓和危机，繁荣经济；但由于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相悖而被斥之为受商人指使、替庶民奏本。许多富商巨贾因不满朝廷政策而弃商归隐，一些本小利微、惨淡经营的商人，因经不起盘剥最终又纷纷回到农民阶层。
市场是广阔的，但市场又是残酷的，如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必将受到无情的惩罚。在现代企业经营国际化、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竞争白热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沉痛教训。
作者单位：安徽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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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