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开拓创新为核心的商业精神是徽商雄踞商界300年的内在动力。奇瑞汽车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两大概念资源，实质上就是这种精神在中国和安徽经济发展新阶段条件下的弘扬光大。奇瑞精神折射了新徽商的基本内核，奇瑞现象预示了新徽商的崛起，它既是安徽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结果，也是重要原因。

 

关键词：奇瑞精神  创新 核心技术  自主品牌   新徽商   

   

芜湖作为徽商在安徽省内最主要的商业活动地点，也是安徽近代较早受到现代商业文明洗礼，是当代对外开放时间较先、范围较广程度较深的地区，必然也是新徽商当先涌起的区域。奇瑞精神和奇瑞现象，就是徽商传统精粹、芜湖区域特色和中国、安徽经济发展新阶段相结合的产物。深刻挖掘奇瑞精神，弘扬奇瑞精神，对于重振徽商雄风，造就新徽商，培育安徽职业企业家队伍，促进安徽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尚农抑商是主流意识形态，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米运生*：男， 湖南溆浦人，1972年6月生。安徽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金融经济、制度经济、宏观经济等。

得到了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系统支撑。尽管如此，也有一些具有强烈开拓创新精神、鲜明区域特色的商人和商帮冲破了浓郁的大陆文化与农业文明传统的藩篱，在自然经济的罅缝里演绎了比较灿烂的商业实践。徽商，这个以古徽州籍商人为主体的封建商帮，它萌芽于东晋，发迹于唐宋，并在明中叶之后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在成化、弘治到万历中叶之间的百余年时间里快速发展，但在万历后期至康熙初期近百年的时间里又倍受摧残，随后是苦尽甘来在康熙中叶到嘉庆、道光之际显赫一时，最后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败，随封建社会的寿终正寝而悲壮的无可奈何的解体[1]。然而，这一切并非都烟消云散，它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徽商在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即道光[2]期间所演绎的故事，恰好也是我国航海的中衰、与现代商业文明一度近在咫尺，最后又与世界文明主流渐行渐远的故事。徽商与晋商共执商界之牛耳，雄踞封建商界三百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及衰、由衰及亡的历史。这难得仅仅是巧合吗？是不是有更深刻的东西？徽商的悲剧是不是就是中国现代化悲剧的缩影？徽商的解体之谜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和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的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3]，是不是有同一个谜底？如果是这样，对徽商精神的研究就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它不但可以成为分析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标准案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代安徽之困惑，并为新徽商和安徽的崛起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徽商精神进行素描式的分析。

徽商精神从来都是徽商研究的重要内容。人们一般以正反角度，从商业道德、经营策略、内部管理、经营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比如说，张海鹏、王延元（1995）是这样来归纳的：在商业道德上，“崇尚信义，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愿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在经营策略上，把握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并随机应变；在组织形式上，以家族为纽带；在资源整合上，内部遵循“三纲五常”，外部高度依赖封建政治（官僚）；在知识方面，是“贾而好儒”[4]。吴克明、王世华、刘伯山等也进行了类似的总结[5]。这些归纳，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入，较好地揭示了徽商精神的基本内容。我们认为，研究徽商精神，最重要的是要从“商”本身的内涵去探索，在与“农”的比较中深化认识。对于商业精神和商业文明，其核心的就是开拓创新；而农业文明的核心就是保守和内闭。对于徽商来说，它的辉煌与悲剧之命运变化，一切都寓于此理。

1 、徽商的开拓创新精神。开拓创新，是商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农业文明最缺少的东西。商业文明的开拓创新，具体表现为对既定生活方式、经营之道的不断超越，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断超越，在毁灭中求生，以“浴火凤凰”的勇气来获得旧制度下的“潜在利润”，在对大自然而不是与人的斗争中来获得利益。徽商之所以能够崛起于农耕经济的深厚土壤，之所以能够成就斐然，也就在于比其他商帮具有更加强烈的开拓创新品质。徽商开拓创新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权无所不握”[6]。

 首先，在生产生活方式方面对自然经济和农耕经济的创新。在封建社会中，徽商背负着沉重的大陆文明与农业文化，同时又树立艰苦创业意识，走出农田而以商业为生。“民鲜田畴”、“地窄人稠” 或“田地少、户口多”[7]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许多“无业田”的贫下之徽人面临“不贾则无望”的生存困境，毅然抛弃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转而进入商贸流通“商以求富”，从而选择“若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8]的生活方式[9]。

第二、经济活动范围的创新即“其地无所不至”。在农业文明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在以农田家园为半径的小圆圈之内，他们固守着家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10]。无论到那里，都要叶落归根，形成了“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性格特征，满足于他的土地，并遵循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田园风味是永远的追求，怀旧色彩也幽灵一样笼罩在心头，一直盛行不衰。但是，选择了商业，就选择了流动：就是哪里有利润，就走到那里，为了利润，就必需背井离乡，浪迹天涯，远走高飞，甚至是飘扬过海，因而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开放的，是没有中心或多中心的。以此来说，徽商的活动范围之大令人惊叹：他们北走400里而至“客商辐辏，百货丛聚”的芜湖，沿运河而北上至两淮地区、北京或更远地区；由此沿长江西走湖广、川蜀，东至吴越（浙江、江苏和福建、广东），甚至扬帆出海而至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更有甚者他们跨洋越洲而至葡萄牙，从而出现“钻天洞庭遍地徽”，徽商足迹“几遍天下”[11] 之景象。

第三、在贸易对象方面，“其货无所不居”，围绕大宗商品并时有创新。在总体上，徽商所“贸易”的主要是国计民生，有巨大市场的产品如盐典茶木粮布。另一方面，他们准确了解各地的商品丰缺有无、物价此贵彼贱等信息，从而“趋时观变”、“因俗时变”“相度土宜，趋物候”，及时调整贸易对象，不断发现和创造商业机会。

第四、在资源整合方面，“其权无所不握”。他们通过政治捐款结交位高权重的朝廷命官（如胡雪岩之于左宗棠），善于以政治手段获取商业利益。徽商以物资帮助、思想交流、谈古论今、吟诗作对等方式而与文人之间的交往也蔚然成风。他们在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书院等文化事业、振荒振灾等慈善事业方面乐善好施，以此来融洽与平民百姓的关系，“欲把名声充宇内，先将膏泽留人间”。在内部环境和资源整合方面，他们充分利用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在用人方面主要依靠同宗同族或本村本里，在与族人关系方面，做到“相亲相爱，尚如一家”[12] “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无不秩然有序”[13]。徽商就是通过所上述方法广泛结交朝廷命官、文人士子、三教九流、布衣百姓，并在内部强烈维系封建宗法制度。

第五、寓“信”、“义”等封建伦理于商业文化和经营策略之中。在商业文化上，徽商虽然从封建伦理那里吸取营养，但被赋予了经济含义。徽商在地域、贸易对象等方面的不断开拓，经常使自身置于一种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脱离既定的宗法关系网络和生活方式。在此种情形下，他们要突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屏蔽为商品打开销路，逐渐形成了重视品质和信用的商业道德，以信用待人：如鲍雯的“惟以至诚待人”、吴南坡的“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潘元达的“以信义著”，吴天瞿的“ 以信义贸易”、张元涣的“与人交往，尚信义”、王子承的“务推赤心”等[14]。

这种伦理信用表现在商品交易中，就是对商品质量的保证和公平的价格。在质量而论，徽商出现过了清末制墨商号胡余德“召回”问题墨锭就是著名案例。在价格方面，就是“贸迁货集，市不二价”；坚持薄利多销，便利顾客。明代典商为“均之友谊于贫民”而收取较低的利息“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而同期福建商帮的利息则高达三分四分。重义轻利或舍利取义方面，明代休宁商人汪平山在饥荒之年粮价猛涨之际将所储之米“悉贷诸贫，不责其息”；清朝休宁商人吴鹏翔在汉阳“减值平崇，民赖以安”，将有毒胡椒付之一炬等，都是千古佳话。

第四、在目标方面，“其算无所不精”，跳出自满情结，追求持续利益。在目标方面，农业文明往往追求小国寡民，知足常乐，自满，追求和平自守，追求自我循环，在新信息面前的态度要么标榜“修身”而无动于衷，要么担惊受怕；在利益获得方面，主要依赖与人相斗来改变既有的分配格局。商业文明的创新体现在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不断超越和打破约束条件，不断将利润边界线向右向上移动。虽然，这种与内敛型的个人需求完全相反的内在动力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开拓新的贸易领域，不断拓展贸易空间，克服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政治上的压迫，从而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徽商也就这样集聚了一般农民乃至地主无法企及的财富。在明代，徽商家资“数十万以汰百万者”比比皆是[15]，而头号徽商沈万山更是富可敌国。到了清代，许多徽商已经了上千万银两的资产。总体上，在明清时期的数十个商邦中，徽商与晋商齐名，“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16]。

2、徽商的“贾而好儒”和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商业文明的开拓性是和科技创新精神相辅相成的：经营范围的扩大、经营领域的扩展，使得它们时时刻刻面对不同的气候、水文等地理环境，面临不同体制和文化的冲击，面临航海、交通等技术的难题，面临社会关系的快速调整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会迫使商人进行持续的学习地理、文化、法律等社会自然知识，不断改进贸易方式和交通工具。在西方，这种原始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技进步和产业革命的发生。对徽商来说，与其他封建商帮相比，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知识、对文化的重视。徽商“贾而好儒”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延师课子令子弟“业儒”；自己“雅好诗书”，并费巨资帮助士子；在徽州故里“振兴文教”。徽商对文化的重视使得他们许多人知晓诗书，甚至成名成家者也不是少数，而且也促进了徽学的繁荣。另外，在传统文化之外，虽然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但可以推测，徽商在气象、法律、政治、民俗、商品学、货币、度量衡等方面，也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可以说，正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把握，使他们得以“名高”，也提供了一个入仕途之途径，提供了一个与统治者进行交流的平台，也学到了经商之道和经营之术；对自然社会科学知识的了解，使他们得以在异地他乡克服自然和社会等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3、徽商精神的本质特征：镶嵌于农业文明底色中的商业文明。虽然叛逆着农业文明的传统，但徽商所实践的商业文化仍然是以农业文化为底色的。这种结论主要基于下述事实：虽然以经商为生，但经商所得的家资最后却主要用于土地（置田土），最后的归宿还是依靠农业（土地）经营，商业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和手段罢了；虽然足迹“几遍天下”，但无论走了多远，故乡的家园总会把他牵回来；尽管深受封建政治的压迫，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不得不仰人以鼻息，虽然他们也渴望平等、自由的商业机会，但始终依赖于它，没有为自己的正当利益对旧制度进行变迁或创立新体制的欲望；在贸易对象方面，始终离不开土地的恩赐，在中国痛苦进入现代化过程的历史时期，没有及时转入产业领域；尽管也漂洋过海，却缺乏从事外贸的能力和勇气；尽管重视知识，但它始终只是一种工具而已，没有内生化到商业实践之中，更谈不上对交通工具、交易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在内部的资源整合上，纵然走遍大江南北，但作为组织纽带的，始终是宗族关系，始终没有用商业精神来改变“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徽商的结局和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无论它在商业实践的道路上走出多远，但最终都逃脱不了（也许压根儿没想到过逃脱）农业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强大的历史惯性和“万有引力“，最后又回到土地上和封建制度之中。故而，徽商的命运，就和明清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命运一样：最终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转变。徽商的故事，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中国在经历许多挫折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走向了对外开放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曾一度辉煌后又衰落的区域性商帮也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新的商帮也风起云涌。但是，在这次浪潮中，各商帮的命运则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与大海零距离接触的，具有悠久商贸历史的沿海地区首先发展起来。反映在商帮上，自然就是中国五大商帮的命运变化：浙商、苏商、粤商首先重振雄风，而一度辉煌的徽商和晋商则仍然是历史概念。温商、沪商等新商帮逐渐形成且影响迅速扩大，闽商也渐露头角；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京商也逐渐为世人所注目。东部振兴战略的实施使东北商人的崛起出现了历史性机遇。但是，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等因素影响下，安徽获得了崛起之机会。与此一致，新徽商也必将重新振兴。可以预料，那些继承徽商精华、抛弃其糟粕、克服其缺点，并与国家、安徽历史使命最佳结合的企业和地区，将是新徽商形成并崛起的突破口。位于安徽武芜湖的奇瑞汽车，就是这样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为什么会是芜湖？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一样，商帮首先从具有区域优势的地区崛起，然后呈燎原之势，遍及全部。对于安徽来说，新徽商将首先崛起于芜湖。原因有三。第一，从市场经济的规律看，这是芜湖在安徽的区位所决定的。现代商帮与封建商帮不同之处是：后者仅仅是对现有物资在地区之间进行流通，封闭的自然经济也限制了市场竞争，因而成本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现代商帮必须建立在发达的产业能力基础上，成本因素非常关键。故而，新徽商崛起于具有区位和综合交通优势的地区。从这个角度看，芜湖无疑是最佳区位：由沿江铁路、沿江高速公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等交通条件使芜湖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这种交通优势与紧邻长三角地区和省会合肥的区域优势相结合，赋予了芜湖巨大的市场辐射能力。第二、从历史看，芜湖是徽商在安徽省境内活动最频繁的地区[17]。 第三、芜湖更是安徽现代商业文明和现代市场经济发育最早，最成熟的地区。早在1876年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之时，芜湖就已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尽管这个过程的代价是沉重的，但它毕竟在外力作用下开始逐渐走向商业文明，开始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芜湖的商业、工业也因而发展起来，1877年起，芜湖逐渐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到清末和民国时期，它已经是中国和安徽现代经济基础比较扎实的城市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打开国门时，尽管芜湖的区位使它没有能够成为第一批弄潮儿。但相对安徽其它地区来说，芜湖仍然是开放最早、程度最深的地区：早在1991年，全国人大批准芜湖港和武汉、九江对外国籍船舶开放权；1992年芜湖与重庆，岳阳，武汉，九江五个城市被国务院列为对外开放的沿江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近几年，芜湖先后被列为国家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国家技术创新区域试点城市和发展新型试点城市，还被世界银行确定为中国国企改革技术援助试点城市。故而，在对外开放方面和技术创新方面，芜湖都是安徽基础最好地区之一。综上所述，芜湖，曾被誉为“皖之中坚”、“长江巨埠”，曾经是安徽省内徽商活动最活跃的城市，又深受现代商业文明洗礼、在安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并以取得显著成绩，最可能将徽商开拓创新和重视知识等传统发扬光大，成为新徽商崛起的区域突破口。奇瑞对此作出了最具信服的证明。

2、为什么会是奇瑞？新徽商的崛起，除具备上述区域条件外，它还需要将徽商的下列传统与当前安徽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结合起来: 在经营区域上，它是面向全球的，必须是工业和商业的结合，而不局限于商贸流通；在市场定位上，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需以迂回方式占领市场；在中国外贸重点从加工向品牌转变的历史阶段，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作为最基本的竞争手段；在组织管理上，突破徽商的家族管理模式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它既希望政府从外部提供良好环境和必要的政策支持，更抛弃依赖政府干预市场竞争结果和市场条件的行为。从外部环境看，最重要的是，它和徽商一样，所生产和交易的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而且能够不断进行品质和结构升级，从而获得持续性的利润来源。

第一、奇瑞的开拓创新精神。显然，以“追求世界一流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造国际知名品牌，开拓全球汽车市场”为奋斗目标的奇瑞，就是这样最佳结合点。在宏观经济方面，已经进入由需求决定增长的新时期。汽车，这种唯一“零件以万计”、“产量以百万计”、“保有量以亿计”的“第一商品”，将成为中国居民的重要消费品，而汽车产业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因此，在产品创新上，安徽芜湖选择的奇瑞汽车，就和徽商所经营的生活必需品一样，市场潜力巨大。

在市场策略创新上，面临国际国内汽车业巨头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故而它必须像徽商一样，紧紧结合国家和安徽外向型经济和整个经济的瓶颈，进行市场细分，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市场，并以此为基础，在主流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出口贸易中，中国正在简单的加工向品牌战略转变，知识产权、自主品牌成为外贸的瓶颈。在国内，能源和生态问题成为经济可创新发展的瓶颈，高效、节能、清洁，成为主流追求。奇瑞正是抓住核心技术，抓住最容易创建自主品牌的高效、节能、清洁、“小生境”等战略要道，而进行开拓创新的。在国际汽车巨头和国内合作企业的市场竞争面前，奇瑞避其锋芒、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竞争战略，在市场领导者（leader），市场竞争者（competitor ）、市场追随者（follower）和市场补缺者（niche）之间，选择了最后一种市场策略作为切入轿车市场的起点。，采取了小生境的策略[18]：它首先以QQ 和 NEW CROSSOVER等迅速进入中国轿车的低端市场（边缘型市场）。在区域营销战略上，以出口整车、在海外建CKD（散件组装）[19]、委托国外厂商为奇瑞进行贴牌生产（OEM）和为跨国公司进行贴牌生产等方式迅速提高知名度，并逐渐进入国内外中高端市场。QQ轿车等正是通过“小生境”这个自主品牌汽车“伊甸园”而进入被跨国公司所退出或被它们所忽略的价格低于一万美元这一低端市场，从而迅速提高了奇瑞的国际知名度[20]。更重要的是，QQ等轿车所创造的低端市场，它不但使奇瑞获得了具有极大市场价值的概念资源即自主品牌，而且，从长期看，它还是自主品牌汽车进入高端市场的小生境：它通过培育市场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和知名度，而且它也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而自然进入高端市场。当然，要实现概念资源的战略化、并形成技术优势，提高自主品牌的附加值，需要核心技术作为支撑。奇瑞创造小生境市场的洞察力、想像力和理解力，自然也表现在这一方面。

第二、奇瑞的核心技术：开拓创新精神在科技领域的拓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拓创新的关键和核心领域就是科技创新。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企业来说，都是如此。奇瑞人和徽商一样，都非常关心科技和知识的。但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本质性的：徽商从封建伦理那里寻找企业文化、从历史知识哪里学习经营策略，学习知识主要是扬名和入仕，而不是改进交易和生产技术；奇瑞坚持长期战略与短期策略相结合的市场理念，始终把科技尤其核心技术作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手段，让技术真正起到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奇瑞对核心技术的重视，也在专利方面体现出来：2002年获67项专利、2003年获82项专利，已经成为中国汽车行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多的企业之一。当然，与“小生境”市场策略不同，奇瑞以生产最先进的发动机即动力总成和整车来控制战略制高点，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在这方面，奇瑞的主要经验有三个。一是在科技资源整合上，奇瑞着眼睛于全球范围，成立了汽车工程技术研究院和工厂规划设计院，研发人员达1258，占总职工人数的16％以上，其中许多来自于美、日、德等国的汽车专家。在投入上，奇瑞每年的引研发经费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的8％。二是在整车开发的理念上，结合国情，并紧紧跟踪世界前沿。在整车方面，奇瑞的各种标准均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法规要求，前景十分广阔。鉴于我国石油等能源紧张的现实，奇瑞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项目中的“纯电动轿车”和“混合动力轿车”的研制工作；对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使奇瑞成立了“国家节能环保汽车工程研究中心”，并着手启动“新型节能环保汽车”项目。此外，加大核心技术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国家科技部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准备成立“国家汽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是在重点研制动力总成和关键零部件。2001年，奇瑞与国际著名的李斯特发动机研究所（AVL）合作开发在油耗、排放和效率等主要指标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动机。它的发动机排放达到1V标准，汽油机升功率最高达72KW，柴油机达到50KW。这些指标比自主品牌的国产主流产品高出将近一倍，与合资企业相比也具有优势。在国家征收燃油税的情况下，奇瑞发动机的优势将尤其醒目。

  第三、以体制创新奠定发展基础。奇瑞由于顺应了中国和安徽产业结构升级、国际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突破和解决国家能源和生态瓶颈这些历史潮流，紧紧扭住节能、环保、核心技术、自主品牌这些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战略据点，因而也得到了国家和安徽地方政府的外部支持。01年来，奇瑞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863”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全国专利试点企业”。国家科技部全力支持奇瑞的自主品牌战略，对奇瑞的研发给予了高密度的支持。安徽地方政府也在资金、项目和政策上从外部给予支持。然而，奇瑞人虽然管理的是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企业，但它始终保持了职业企业家的核心本质：对政府的定位始终是在扶持高科技、基础性行业等公共产品的边界内，没有通过政府之手去改变市场规则，也没有让政府承担市场后果。奇瑞人这种职业企业家精神集中体现在体制创新方面。它充分认识到体制创新在完善治理结构，健全激励机制，促进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从而在保证公司长期发展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早在2001年12月，安徽奇瑞第一次股东大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规则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2004年，奇瑞公司制订了上市方案。随着将来上市的完成，奇瑞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摆脱旧徽商组织的封闭性缺点。

第四、奇瑞的开拓创新精神赢得了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认可。奇瑞轿车自2001年3月投放市场至今，已经在国内销售数量超过23万辆，是同期国内销售量最多，影响最大的自主品牌轿车，成为国内汽车唯一国产名牌企业，将和吉利、 波导、奥克斯、比亚迪等一起承担着扛起国产汽车自主品牌大旗之重任。当前，奇瑞现有整车能力为年产35万辆，发动机产能为年产40万台，市场份额超过6％，04年居第九位。在出口方面，奇瑞没有步入中国汽车业的汽车的两个怪圈：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越依赖越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越依赖，而是走出了一条核心技术－自主品牌－持续发展－核心技术……良性循环道路，而实践也证明了奇瑞的远见。2001年10月，奇瑞实现了第一批轿车的出口（叙利亚），2003年出口汽车1200多辆，2004年实现出口（包括整车和散件组装）9000辆（含组装），整车出口占全国的比重超过80％。05年的出口订单已经超过5万辆。

    三、奇瑞精神对新徽商崛起的普遍意义及其对安徽崛起的启示

 奇瑞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预示着一代代新徽商的风起云涌。

首先，这是安徽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必然结果。商帮的形成和发展总是和区域经济紧密相连的。历史上，没有江浙等南方地区的经济繁荣，就不会徽商昨天的成绩。同样，没有安徽今天的发展和未来的崛起，也不会新徽商的形成，更不用说明天的重振徽商雄风。可喜的是，安徽现在面临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中国经济步入重化工加速发展时期，汽车、通讯、住宅等最终消费品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中国加入WTO后国家将逐步实现一致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国家中部战略的逐渐形成和相关政策、项目、资金等支持措施的陆续出台；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日益明显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溢等，都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外，在国家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和长三角地区迈入现代化的门槛和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总体环境下，我省劳动力资源、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等初级要素的市场价值快速提升，对我省经济的贡献将更为突出。而科技物质资源优势、局部的产业优势（如新型家电、机械制造和装备工业、建材等）、浓厚的创新文化等高级要素则获得空前发挥的机遇。而且，经过多年的积累，安徽在2003年后，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已经显现出来。可以乐观的预料，综合优势（尤其是区位优势）的发挥，将使安徽成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扩散效应的焦点区域，成为“粤商北上,沪商浙商苏商西进,京商南下”的最佳空间集结点。在安徽经济崛起和全国各地商帮汇聚安徽谋求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安徽人也将把握省情，继承徽商优良传统，集各商帮之精华，出现一批又一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影响现代企业家，新徽商也自然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发展。

2、奇瑞精神折射了新徽商的内核。我们所已经初步分析的奇瑞精神，它在某种程度折射了未来新徽商的一些本质特征。我们可以对此进一步归纳如下：在未来15年左右，新徽商将随着安徽崛起而大批涌现；在区域上，它首先在芜马铜－合肥地区形成发展壮大，然后遍及其它区域；在载体上和经营范围上，新徽商虽然也独立从事第三产业，但它更是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有机结合，它所“流通”的商品也主要是地产品；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途径，是占据现代汽车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技术的制高点，并凭借核心技术、自主品牌、高品质[21]和在低端市场上所积累的经验和知名度而迅速进军主流市场；在产业领域上，它紧紧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关键问题、密切结合安徽产业优势，在汽车等制造业、关系国家命运和国际战略的能源（主要是煤炭、煤电一体化、煤化盐化、燃料酒精、核电等）、农副产品深加工、生态旅游、新型家电、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领域，都将出现一批一批新徽商的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在资源整合方面，新徽商立足安徽和中国，面向国际，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既重视与政府的良好沟通，实现自身与国家及安徽的同步发展，又是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人物上，新徽商既有它的领军人物，它更是一个团队（team）,更体现在规模巨大、素质较高、具有现代经营管理技术的职业企业家队伍；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它按照效率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告别家族模式；在支撑力量上，它始终依靠高科技和先进的管理、品牌经营等，当然也充分利用概念资源，实现实质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相得益彰。

目前，奇瑞正处于体制创新、市场扩容的关键时期，蓄势待发。按照奇瑞规划，到2010年生产能力达120万辆，销售100万辆，销售收入超过800亿元，国内销售60万辆，海外40万辆，届时将中国国际著名品牌，成为安徽企业的排头兵。而且，一系列概念车如高效节能环保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都将实现产业化。显然，要实现奇瑞促进，促进徽商涌起，奇瑞也需要适当的外部支持。从这点看，奇瑞和新徽商的命运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它已经降临人间（市场），但需要辛勤培养才能茁壮成长，在商界占一席之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作为一个群体，新徽商直接关系到安徽的崛起，因而需要全社会的关注，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它的发展和崛起。

第一，围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崛起”的总体要求，摸清安徽省情，找出科学发展战略，制订具有政策措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安徽早日崛起。这是新徽商崛起的根本途径。

第二，加快安徽企业现代制度的建立、提倡敬业创业精神、从体制机制方面着手，培育安徽省的职业企业家队伍，建立和完善经理市场和控制市场。

第三，强力推进科教兴皖和人才强省战略。市场经济是企业家大放异彩的经济，在成熟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是市场发现（创造）者，在威廉姆森的眼中，他们还是企业配额交易、市场交易、和管理交易的管理者和组织者。所有这些才能，都是基于科技和管理。故而，安徽需要通过丰裕科技资源禀赋、大幅度增加科教投入、提高科教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科技产出水平、提高科技对安徽经济的贡献率等办法，来强力推进科教兴皖战略。基于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安徽需要将人才强省战略寓于科教兴皖战略之中，为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建设、为新徽商的崛起，培育一个成熟而良好的制度环境。

 

张海鹏 、王延元  《徽商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朱盛镭  《Niche:自主品牌汽车开发的商机》，《上海汽车》，2003年07期；

喻新安  《自主品牌讨论的意义》，《企业活力》，2004年05期；

贺迎 《盘点自主品牌概念车》，《中国科技财富》，2004年07期 ；

程振彪 《新能源清洁汽车——中国创建自主品牌汽车的历史性机遇》，《汽车科技》，2004年05期；

吴蒙  自主品牌与中国民族汽车工业  《汽车科技》，2005年01期。

 安徽省人民政府课题组  《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风》，《研究与咨询》， 2004年第17期；

安徽省人民政府课题组  《徽商研究若干重要问题综述》，《研究与咨询》， 2004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