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国际徽商论坛交流材料
“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研究报告之一
弘扬徽商精神 重振徽商雄风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
徽商作为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商帮，一直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徽商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徽商精神的提炼逐渐清晰。基于前辈及同仁卓有成效的研究，我们成立了“重振徽商雄风”课题组，结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尤其是安徽的发展状况，以政策研究为基调开展徽商研究，其根本目的和出发点在于以研究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研究来弘扬徽商精神，以期为振兴安徽经济、创造新的“徽”煌提供一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徽商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重要作用
至目前为止，我们可将徽商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起步阶段。以我国学者傅衣凌、叶显恩和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为代表。最早开始研究徽商的当推我国学者傅衣凌先生。1947年傅先生发表了《明代徽商考》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徽商”的概念并论证了徽商从事的各个行业，堪称为徽商研究的奠基者。相隔不过数年，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于1953年发表了长篇巨著《新安商人研究》，该文以汪道昆《太函集》为主要资料，第一次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新安（即徽州）商人产生的背景，活动范围与经营项目，新安商人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其经营形态，新安商人与生产者、消费者、国家和官僚的种种关系，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及至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中山大学叶显恩先生对徽州历史发生了兴趣，开始了对徽州农村社会和佃仆制的研究并将徽商纳入他的研究范围。叶先生可以说是在上世纪不平静的60、70年代里徽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也是徽商研究的拓荒者。
二是蓬勃发展阶段。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史学研究同其他学科一样，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3年，叶显恩先生出版了他的大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不仅研究了徽州农村的土地制度、乡绅阶层以及宗族制度、佃仆制度，并辟有专章研究徽州的商业资本和封建文化。该著作可以说为徽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几乎就在此书出版的同时，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先生以敏锐的战略学术眼光，作出重要决策：成立明清史研究室，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徽商研究。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成了这个团体的最初成员。后来周晓光、李琳琦也加盟进来。这是国内外成立最早的一个研究徽商的团体。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出版了近40万言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到了一致好评。可以说，此书为徽商研究竖立了一座里程碑。
徽商研究发展到目前，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新资料不断发现，研究成果不断涌出。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研究徽商的人员已达一二百人。日本、韩国、美国、荷兰等国家也有学者研究徽商。据我们检索，20多年来，各种研究机构出版了研究徽商的著作有20多部，研究徽商的论文有500余篇，硕果累累。尤其重要的是，学术界对徽商研究的视野在不断扩大。在众多的论著中，不仅深入探讨了徽商兴起、发展、衰落的历史，而且还具体研究了徽商所从事的各个行业，除盐、典、茶、木和粮食、绸布等主要行业外，还涉及到墨业、旅馆业、瓷器业、刻书业、药业等；不仅研究了徽商的主要活动范围，如长江流域、江南一带、运河沿线和京城北京，还涉及到江西、广东、福建、四川、东北，甚至日本、朝鲜以及南洋地域；不仅研究了徽商作为一个商帮的整体特色、性质，而且具体解剖了一些典型的徽州商人个体；不仅研究了商业本身的诸多内容，而且研究了徽商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商业文化和心理特征；不仅研究了徽商的商业发展的历史，而且还探讨了徽商与土地、徽商与宗族、徽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关系，尤其是探讨了徽商与徽州艺术文化的关系；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还使用了不少文书资料。
在徽商研究力量不断加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的同时，徽商研究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国内和海外的其他研究机构外，作为徽商发源地，安徽省历来重视对徽学以及徽商、徽文化的研究，先后成立了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明清史研究室前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省徽学研究会、黄山学院徽州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中聚集了许多专业研究人员，本着研究徽商，服务社会之宗旨，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对弘扬徽商精神，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简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总结了徽商兴衰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代的区域发展和企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具有极大启迪意义；二是研究了徽商的经营理念和方式、方法，为今天的商业活动提供了经典案例；三是提炼了徽商精神，激励了当代企业家们艰苦创业、勇于开拓；四是宣传了徽商形象，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徽商的辉煌，了解到安徽的历史，为打造安徽的区域品牌、提升安徽的形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以新角度新方法加强徽商研究
毋庸置疑，迄今为止，徽商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徽商研究还要深入，还要发展。
1、突破地域局限研究徽商。徽商兴起、发展、衰落的历史逻辑，从事的行业领域，涉足的地域以及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商业文化等多方面，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徽商已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范畴，专指古徽州商人以及他们创造的以商业为主导的地域经济和商业文化。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种地域界定是科学合理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徽南北文化的不断融合，尤其是从服务于当前安徽发展的需要出发，我们有必要形成一个广义的徽商概念，并赋予新徽商以更丰富的内涵；我们有必要超越徽州这个特定的地域，将新徽商发展成为一个适用于安徽全省的范畴；我们有必要在特定徽商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广义的徽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安徽人开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续写了徽商传奇。年广九、张巨声、陈荣珍、祝义才、王传福、史玉柱等人，都是改革开放后徽商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虽不是徽州人，但却是安徽人，是现代徽商的典型。此外，安徽籍旅居海外的商业人士也不乏成功典范。这些徽商创造性的经营实践，正是我们开展新徽商研究很好的素材。
2、把握历史规律研究徽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一定的规律，徽商也不例外。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研究表明，早在东晋就有徽州商人活动的记载，其后代也有发展，形成一个商帮集团则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明嘉靖以后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达到极盛。但自上海开埠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机器生产的或进口的纺织品、日用品取代了手工生产的传统商品，徽商失去优势，在长江三角洲这个最大的市场中节节败退，加上官盐经销制度的废除，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打击，盛极一时的徽商从此败落。今天，我们研究徽商，就是要透过这些过程和现象，把握其兴起、发展、衰落的内在规律性，为重振徽商雄风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现代徽商的兴起创造条件。不可否认，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安徽仍属欠发达省份，有些学者便很草率地将这种现象与徽商的衰落联系在一起，认为徽商精神不适应当代要求。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对徽商发展的规律性缺乏深刻认识。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安徽的区位优势日益明显，资源优势日益突出，徽商兴起的外部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掘悠久的商业文化，主动承接海外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徽商将迎来又一次大发展的契机，徽商的重新崛起指日可待。摩根斯坦利的亚洲首席分析师谢国忠在2003年9月《新财富》上撰文《明天的太阳从安徽和江西升起》，指出安徽和江西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徽商精神和徽文化哺育下，一大批秉承着徽商精神和徽文化精华的安徽企业和皖籍企业家迅速崛起，新徽商群体正在省内外、海内外茁壮成长。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开展的评估，2003年，参评的安徽马钢集团、徽商集团、铜陵有色、江汽集团、淮南矿业集团、淮北矿业集团、安徽佳通轮胎等七家企业已跃入全国500强企业行列。除此之外，海螺集团、奇瑞汽车、丰原集团等后起之秀，由于抓住机遇，迅速在同行业中处于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其中，海螺集团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持的“2004年中国上市企业综合竞争力评价”中名列全国所有上市公司之首。此外，省外或境外的皖籍企业家也异常活跃，在各自领域里都创造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3、综合多种学科研究徽商。由于徽学博大精深，徽商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单靠历史学的方法已不能适应需要。徽商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必须开展多学科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文献学、经济学、心理学、建筑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就要求必须大力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多学科合作要扩大研究视野。从时间上说，过去研究徽商偏重于它的兴起和鼎盛时期，而对徽商的衰落时期研究较少。尤其是徽商整体衰落后，徽商绝没有销声匿迹，仍在惨淡经营，甚至延续到民国时期。而对这一时期的徽商情况，学界研究得不够。从范围上说，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但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江南、运河沿线、长江沿线，这是对的。但不能忽视徽商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如北京、东北、广东，尤其是海外，目前关于徽商的海外贸易以及徽商在海外的活动研究显得薄弱，材料发掘也很有限，亟待加强。从研究对象来说，从宏观上研究徽商整体的文章较多，从微观上研究徽商个案的文章较少，尤其对一些徽商望族的个案研究不够。
4、调动各方力量研究徽商。如今徽商研究方兴未艾，研究队伍群星灿烂。省内外徽商研究的队伍已达100余人，徽商研究的学术团体也有好几个，这是相当可观的力量。遗憾的是此前合作得不够，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重复研究现象。要想推动徽商研究向纵深发展，我们建议可采取以下措施予以推动。第一、加强省内研究力量的交流与合作。希望有关方面能通过一些重大研究项目的招标，组织力量联合攻关，力争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第二、加强徽商研究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不仅有很多从事徽商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也有很多徽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日本、韩国、美国、荷兰也有学者研究徽商，有的已颇有建树，甚至走在国内前面。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徽商可资合作的资源，需要加以组织和整合。这次论坛后，主办方及承办方将建立徽商研究的四个平台，在公开媒体和网站上开辟徽商研究的专栏，建立“徽商研究数字图书库”，为国内外从事徽商研究者提供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目前，安徽省举办了两次大型的徽商研究活动，一是于2003年举办的徽商大会；二是这次正在举办的国际徽商论坛。主办方均是省政府，说明省政府对徽商研究极为重视。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今后这两个活动每两年各举办一次，力争将徽商论坛和徽商大会办成品牌，产生更大的影响。第三、教育部门要支持和重视徽商研究的学科建设，支持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申报徽商研究的硕土点、博士点，培养徽商研究专门人才。第四、建议成立徽商研究基金会，筹措资金，资助徽商课题研究，培养研究人员，以充实徽商研究队伍，增强徽商研究的活力，保持徽商研究的可持续性。第五、注重发挥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的作用。这次论坛后，“国际徽商交流协会”将正式成立，这是由省企业联合会、安徽经济日报社、《决策》杂志社、徽商集团、黄山永佳集团共同发起。建议该协会要组织好资源，在徽商研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5、贴近安徽实际研究徽商。徽商研究应该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服务社会，服务经济。但目前的状况是徽商研究多数还是停留在书斋阶段，与经济发展仍然是“两张皮”。今后要使两张皮合起来，学术研究应和经济研究联姻，使徽商研究的成果成为安徽企业家的精神财富，为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更新旧的观念，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这是需要政府部门、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努力的。今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也颁布了具体的《实施意见》。最近，省委省政府又召开了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大会。我们相信，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下，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徽商研究一定能开创一个新局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并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准确概括徽商精神内涵
徽商作为产生在封建旧体制内的商帮，尽管他们带有那个时代的许多烙印和痕迹，但是其表现出的商业精神值得我们挖掘，值得我们提炼。徽商精神作为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思想意识、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在徽商的兴起、发展、鼎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对于徽商精神的积极性，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形成了多种概括，有的认为是“徽骆驼”精神，有的认为是“绩溪牛”精神，但不论作何种比喻，就徽商精神的本质内涵，我们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开放、诚信、进取、创新、和协。
1、眼光向外、经营在外的开放精神。徽商的发展壮大，并不是在徽州本土，而是在全国各地。他们不囿成见，眼光向外，采取开放的姿态，拿出开放的气度，毅然走出山门，闯荡四方，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绝大多数徽商将商业活动拓展到全国各地，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运河两岸、京城省会、大小城镇乃至穷乡僻壤、荒岛沙漠。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徽商足迹，“钻天洞庭遍地徽”便是真实的写照。有的徽商还从闽广扬帆出海，从事海外贸易，将经营活动扩展到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和葡萄牙。正是因为徽商以开阔的眼光看世界，以开放的精神走出去，所以才能占领全国的市场，才能在规模经营中做大做强，才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才会有“无徽不成镇”之美誉。
2、以德治商、讲求信誉的诚信精神。有研究表明，徽商的商业道德体现在：一是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二是重承诺，崇信誉；三是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四是货真价实，讲求质量；五是团结互济。而这五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诚信两字，具体到经营策略上，就是以德治商。徽商不惑于眼前利益，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将商业信誉看作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徽商具有很强烈的品牌意识，注重积累商业信誉这一无形资产，大都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去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从而在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老字号”。绝大多数徽商秉承的经商原则是“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 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主要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贾而好儒”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因而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因而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
3、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多由小本起家，从小商品和土特产品起步，或通过学徒、打工积累经验，伺机发展。大盐商鲍志道，11岁被迫离家跟人学会计，20岁给一个扬州盐商当伙计。由于长期助人经商，耳闻目染，逐渐成为驰名遐迩的扬州巨商。在许多成功的徽商背后都各有一段辛酸史。著名徽商汪应享，苦于无资金经商，其妻便将珍藏的嫁妆全部拿出变卖，支持丈夫经商，自己在家中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成功徽商江才，家底薄，其妻毅然摘下自己戴着的首饰，作为丈夫经商的资本。同做别的事业一样，徽商经商业贾或成或败也属常事，所谓“业贾者什家有七，赢者什家而三。”尽管如此，他们却败而不馁，挫而不惧，反而抱着一种信念，愈挫愈奋，迎难而上，凭藉顽强毅力，执着追求。明代歙商江遂志在闯南走北的从商生涯中，连遭人被诬陷、舟遇风倾等厄运，但始终没有为艰难挫折摧垮自己的意志和抱负，虽年逾半百，他仍“作焚舟计，尽弃其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筴地。”类似江遂志这样的商人还有很多。他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不怕挫折，锐意进取，可谓“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大有“驴上徽州、不死不休”的执着。正是这种进取精神，才使得徽商得以雄起阡陌，名振四方，从而造就出数百年不衰的徽商历史。
4、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徽商这一群体的兴起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徽州人因地制宜，因时变通，不为正统思想所束缚，走出了一条“寄命于商”的新路，突破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农为本”的正统思想束缚。同时，徽商在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承传和创新了儒学义利观，把“贾而好儒”特色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铸就了一代儒商的形象，“本大道为权衡，绝无市气；协同仁于信义，不失仁风。” 徽商不仅创造了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徽州文化，包括徽派建筑、徽派戏剧、新安理学、新安医学，等等。特别是16世纪，在世界资本主义挑战海洋的国际潮流面前，王直等徽州海商积极呼应海洋贸易大势，勇敢冲破海禁，和国际接轨，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创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不仅孕育了商业领域的成功实践者，也诞生了一代睿智的货币改革家——王茂荫，他是马克思在巨著《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是清朝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在咸丰年间，曾两度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货币改革措施：《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这是符合那个时代货币运营规律的。
5、同舟共济、相互扶植的和协精神。徽州由于独特的地理因素，再加上北方“外来户”强烈的宗族意识和儒家朱熹学派的影响，形成了地缘和血缘的关系。徽州人外出经商，时常是同族或同地的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彼此有个照应。因为血缘关系，他们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随着商业的扩大，又不断吸收同族同地的人参加，逐渐形成了行业宗族化和地缘化的特点。因而，徽商基本上是一个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进而建立起广泛而有效经商网络的商帮。他们依靠会馆、商会，以众帮众，相互扶植，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由于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感，非常乐于彼此提供商业信息，从而减少了经商的困难、增加了成功的把握。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因素。
四、弘扬徽商精神，推动安徽发展的建议
徽商精神是古徽州商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重塑徽商精神，弘扬徽商精神，对于安徽提升区域竞争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1、强化开放意识，抢抓发展机遇。开放意识是徽商得以铸就辉煌的前提，正是这种开放意识，他们才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对于安徽这样一个没有海岸线的内陆省份而言，开放的意识显得至关重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得益于开放，安徽要加快发展，开放是必由之路。所以，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实施大开放主战略，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目前，东部沿海省份资源约束日益突出，发展空间受到了限制，产业扩散、资本外溢已不可避免。而我省是全国唯一一个紧靠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的省份，安徽必然会成为众多大型企业扩张的潜在目的地。如果我们能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欢迎沿海省市的企业家来皖兴业，安徽将会比其他中部省份获得更多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抢抓机遇，积极利用正在实施的香港与内地关于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协议（简称CEPA）的机遇，扩大与香港的经贸合作，促进皖港贸易，让安徽的优势产品进入香港，同时引入香港的资本与服务业进入安徽。
2、推进信用建设，塑造区域品牌。为了营建区域品牌，我省提出了要建设“生态安徽，信用安徽，数字安徽”的战略。在这三个品牌建设中，“信用安徽”是基础，因为，无信则不立。信用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之一。安徽要吸引外部资金加入到安徽的发展之中，要扩大招商引资，就必须进行区域营销，要进行区域营销就必须要有区域的品牌，“信用安徽”就是这样的品牌之一。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工程。弘扬徽商信用观，对于建设信用安徽、夯实安徽的市场经济基础有重要意义。诚信原则作为经营之道，是徽商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要建设信用安徽，还需要将徽商的信用从伦理层面向政治信用、经济信用的全面升华。我们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信用安徽，就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以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为主来全面建设信用安徽。要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也需要一些专业性的信用管理和机构，分别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数据库。在外部，积极鼓励企业发行债券，并进入资本市场。在内部则要支持和鼓励建立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机构和模型。对政府来说，需要为信息市场通过基本的游戏规则。至于信用机构的具体运作机制，则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建立全面的经济信用制度，将从根本上优化安徽招商引资的软环境，促进安徽整个商业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是对招商引资，对安徽本地企业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好处。
3、勇于改革创新，率先在中部崛起。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先后实施，安徽地处中部，紧靠长三角又不属长三角，没有享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级发展战略的优惠。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着重在开放政策，西部大开发侧重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振兴东北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国有企业，作为安徽这样的一个中部省份，需要国家哪些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改革创新的思想，恐怕是很难获得突破。另外，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看，中部的发展已经绝无可能再去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解决环境问题，不仅要从局部入手，更要从全局出发进行协调规划，要加速推进退耕还林、荒山绿化、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等各项生态工程的建设，实施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区域联动和协调。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同样需要创新去实现。因而，我们发扬徽商精神，应该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推进观念、体制和机制创新。尤其是在中部崛起大潮即将来临之际，这种改革创新需要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上，不仅仅陷于一个企业、一座城市，而应当成为一个战略。目前在中部地区，武汉、郑州、合肥、长沙、南昌、太原等大城市，依托长江、京广线、京九线、陇海线等干线通道，开始构建若干个省域增长极。安徽要在这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抓住历史机遇，率先在中部崛起，改革创新的精神必不可少。
4、凝聚各方力量，用好两种资源。皖籍的商人遍布国内外，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使得每个皖籍商人对家乡都有无限的眷恋，投资家乡、建设家乡，是每个安徽人的心愿。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惊人变化，作为先导地区的沿海城市已呈现出空前繁荣。安徽地处中国东西部过渡地带，兼得沿海和内陆双重有利条件，作为我国对外开放中承东启西的桥梁地位越来越明显。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把安徽推到了开放和发展的前沿，这给投资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给安徽带来了跨世纪的发展机遇。安徽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区域和外商竞相投资的新热点。目前，安徽已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已与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等15个国家的州、市、县缔结了26对友好城市关系和交流关系。安徽拥有3个国家级开发区、1个出口加工区、28个省级开发区，其中合肥高新区1997年又被国务院批准为向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特别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芜湖出口加工区是中西部地区中等城市中第一个对外出口加工区。目前，全省已经初步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沿江的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和合肥、黄山“一线两点”，在全省率先形成开放度高、体制灵活、发展活力强的外向型经济区域；京九铁路、欧亚大陆桥沿线地区和其它沿交通干线地区也正在逐步形成对外开放的新热点。如果可以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让广大新徽商成为连接安徽和世界的桥梁，必将大大加速安徽发展的步伐。
5、重塑现代徽商，打造企业家队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主角地位就如同一条条充满活力的纽带，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聚合起各类资本，从而让一个个大项目建设和产业聚集成为可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省企业家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涌现了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但是企业家队伍的整体水平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之间还存在差距，企业家队伍需要扩大，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因而，加快本土企业家的成长速度，是建设企业家队伍的第一要务。近年来，安徽先后有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出外创业，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吸引他们回乡参与发展，是充实企业家队伍的一条捷径。同时由于安徽省大多数地方民营企业创办时间还很短，企业家多为创业型，而不是管理型。他们中的大多数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企业非常稀少。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他们就会觉得力不从心；而更令人忧虑的是，一些企业家满足于小富即安，对企业的经营只是出于“致富动机”而非“创业动机”，缺乏足够的创业激情。这种种不足，正以这样或那样的形态表现出来：有的经营者刚刚赚了几百万元，就产生了守本的想法，面对不可回避的市场风险畏首畏尾，不敢突破；有的经营者死抱着“宁为鸡头不做凤尾”的旧框框不放，在家族式企业素质不高、后劲不足的问题日益显露的现实面前，既不愿引进外来管理者，也舍不得放弃部分产权实行改制，通过嫁接外资或引进外来资金做大企业成长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要实现安徽经济大发展，就必须培养出一大批成熟的企业家。要打造企业家队伍，就必须弘扬徽商精神，使徽商精神在安徽现代企业家身上发扬光大。要发挥联合合作的精神，既要善于联合同行业、同区域的企业，形成产业集群优势，也要善于同外地企业联合，发挥优势互补。在当前，尤其要兼容并蓄，勇于走出去，向浙商、苏商、粤商学习，融合不同文化。特别是要学习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和企业管理经验。此外，政府也应当把企业家队伍建设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只有通过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才可能在市场千锤百炼中锻造出一支过硬的企业家队伍。
参考文献：
专著类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傅衣凌 著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叶显恩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 黄山书社 1985年版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
安徽省博物馆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徽商史话》 朱世良等主编 黄山书社 1992年版
《中国十大商帮》 张海鹏等编 黄山书社 1993年版
《徽州文化》 高寿仙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徽商研究》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王振忠著 三联书店 1996年版
《富甲一方的徽商》 王世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范金民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唐力行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 李琳琦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论文类
《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叶显恩 中国史研究1980.3.
《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王廷元 中国史研究1995.3
《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 张海鹏、唐力行 中国史研究1984.4
《略论徽州商人的义利观》 王廷元 黄山高专学报1998.3
《明清时期徽商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 王振忠 复旦学报1993.6
《徽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 张海鹏 货殖(第二辑) 1996
《明末在长江下游三角洲新安商人的经济动态一斑》
（日）川守胜 ’95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明末清初苏州府常熟县的同业组织与徽州商人》
（日）新宫学 江淮论坛 1996、2
《徽商与长江文化》 王世华 安师大学报 2003.1
《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 叶显恩 江淮论坛 1982.3
《论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历史功绩》 徐明德 安徽师大学报 2003.4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 葛剑雄 安徽史学 2004.5
课题组组长：吴克明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中国市场学学会常务理事
香港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
课题组副组长：王世华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
安徽省历史学会会长
张 南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
孙东海 决策杂志社总编辑
课题组成员：
钟 军 决策杂志社副总编辑
夏仕应 决策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米运生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综合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罗 彪 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国际经济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