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在粤闽

方利山*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安徽黄山，245021)

 

［摘 要］    作为明清时期我国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地域之一，粤、闽、珠三角一带也是徽商最活跃的经商地域，徽商不仅广泛地参与粤闽经济贸易活动，还以这一地域为跳板，积极开展海上贸易。徽商在粤闽的商业活动，不仅突出地体现了贾而好儒、诚实守信、以义为先的儒商特色，而且还能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回应挑战海洋的世界大势，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海贸转型的尝试。文章追寻了明清时期徽商在粤、闽经商的踪迹，对他们贾而好儒等特色作了评析，着重指出汪直一类徽商挑战海洋的时代意义，认为泛珠三角地域自古以来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徽商   粤闽   珠三角   特色  蕴义

 

 

我国的南海位当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交通之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特别是华南与日本、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商贸活动的主要区域，处于这一重要区域的珠江流域粤、琼、桂、湘、赣、闽、川、滇、贵和港澳“泛珠三角”，历来是我国和海外商贸经济的重要衔接带之一。明清以来，粤、闽地域珠江三角洲华南海岸带率先展开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成为联结海外和珠江流域乃至内陆的“经济走廊”，在明清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特别的生机和活力，是当时商品济经的活跃地区之一。

崛起于宋，兴盛于明清的徽州商帮，以儒商的识见和敏锐，和其兴盛同步，也早就积极地涉足粤闽等泛珠三角地域，驰骋商海，参与海上贸易，呼应时代风云。追寻明清时期徽商在粤闽的踪迹，探析这些徽商商贸活动的特色，求索汪直一类徽商挑战海洋的时代意义，不仅有利于我们拓开徽商价值评价的新视域，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认识粤闽珠三角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

踪迹追寻

徽州人由于本土生存条件较差，自明以来，外出经商做生意成为习尚，“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经营四方以就口食。“郡邑田少民稠，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贸迁无弗至焉”(1)。徽人大多“以货殖为恒产，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内”(2)。时人有“无徽不成镇”之感叹。据徽州史志和家谱、族谱等资料记载，徽商涌入粤、闽等地经商做生意，明初就开始形成潮流。歙县江村洪仁辅是明代正德万历年间人，少年读书时，其父就长年在南方经商，“两都八闽奔走无宁日”，洪仁铺稍长，即和其兄跟着父亲经商，“居息八闽”，在珠三角一带发展事业(3)。歙县丰南吴宾阳，先习儒，后业医，正德、万历间“挟微资走江湖，南游百粤”(4)。歙县潭渡人黄谊，嘉靖间“稍长贾于闽、鲁”，“基之以勤俭，参之以筹画，将之以果敢，颇以奇胜” (5)。而明代嘉靖万历间的程汝概，刚成人就“从父商游”，“尝涉齐鲁燕赵之郊，其后逾瓯越至闽海，历漳泉，与蕃舶贸货而还”(6)。瓯越即今天的广东海南岛一带，漳、泉即今之漳州泉州，程汝概不但和闽粤人做生意，还直接在这里与外国人进行交易，“与蕃舶贸货而还”，中国通常将外国称之为“蕃”，这一记载，说明徽商在明前期就开始了与外国蕃舶的海上贸易活动了。而休宁西门的汪洪，则“业鹾于海上，积帛赢金，至累百万，而未以为富”(7)。可见其海上贸易已有相当规模。明嘉靖间歙县许辰江则“航大海驾沧江，优游自得”(8)，不仅从事海上贸易，而且把生意做得很顺手，“膏沃充腴，铿锵金贝”，成为受人仰服的“良贾”。明代宣德成化间歙县泽富王氏家族，兄弟父子相率进军闽粤发展事业。王友森“早挟资贸迁于江海，善心计，岁久而致富”(9)，王友标“出游衢闽两浙间”也“久而囊橐充满”，发了大财 (10)。王正广则和其弟弟王正室干脆“商居湖广沔阳州景陵县官城村”，以便在南方生意的开展(11)。当然他们在开辟粤闽市场过程中，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王社发“商于湖广”，可能就是生意不顺畅，无颜回乡，“遂不归” (12)。徽州明代著名文学家汪道昆族祖汪昆生意做得很大，他觉得三个儿子都可以承继自已的事业，于是放手让他们邀游商海，“贾闽、贾吴”，“业駸駸起” (13)。休宁西门汪起前，10岁就和弟弟“挟箧游湖海间”，先在楚地，后到闽地，“赀稍稍起”，又因为火灾、拖欠、兵乱，资金耗尽，他克勤克俭，最后才打下了天地。他的“伯与叔质剂粤”，也在广东做生意，“日以丰涪”(14)。

徽州人赴粤、闽珠三角从事经商活动，并通过这一地域，拓展海上贸易，在明代就已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史料记载，明洪武时，是厉禁“通蕃”的，而到了正德年间，还是有“夷人”“私筑室于港澳”，和中国商人交易，而自“嘉靖二年（1523）……闽、广、徽、浙无赖之徒，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名曰大唐” (15)。在不下千数私往日本做生意的中国人中，已有徽州商人的参与。西人裴化行在《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中记载：“（嘉靖年间）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徽商当时在广州十三行中占了三行，在对外贸易中已和外商有较密切的联系，有雄厚的势力。“（福建）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资用”(16)。徽商在福建沿海，也努力开辟海外市场，“入海而贸夷”。到了嘉靖三十五年（1557）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于是“以广人及徽、泉等商”立“客纲、客纪”。许多徽商参与和“夷蕃”的海上贸易，“牟利恒百余倍”。象明嘉靖、万历间歙县的许谷就是在南方贩运丝货作海洋贸易而增资百倍。徽人“程君平甫髫而从其舅，江淮间为下贾，已进中贾，属有外难，脱身归，则转资湘楚，稍稍徒（徙）业二广，珠玑犀象香药果布之凑，盖不数年而成大贾”(17)。珠玑犀象香药果布之类都是外洋舶来品，程君就是靠这种贸易，几年就成为“大贾”，发了财。

到了清代，徽人在粤、闽经商势头不减，经营的行业和规模也不断扩大。除歙县、休宁徽商之外，许多婺源徽商也更多地进入这一地域。“（婺源）叶上林‘中年贸易岭南’”(18)，“（婺源）龙腾人愈文炳‘重义气，服贾粤东’”（19），“理田人李文富‘贾广东家稍饶’”（20），婺源詹添麟“比壮，贾于粤，家道饶裕”（21），婺源人余启榜“服贾粤沪，赀饶”（22）。在粤、闽经商的徽州人，以贩木、贩茶为主要经营内容。“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23），婺源“茶为大宗，顾茶唯销于外洋一路”（24）。婺源官桥朱文炜，“家业茶，常往来珠江”（25），清代歙县北岸人吴肇福，“年三十，航海贩茶归，积有赢余”（26），婺源程泰仁“因家食维艰，弃砚就商，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27）。休宁吴有容“货楮山中”，“挟赀游闽、江右间”（28），是在福建、江西一带做木材生意的徽商。还有婺源潢川人黄世权，“顺治戊子，以厚赀  故交，贩木于闽”（29）。除茶、木业，徽人还有从事冶铁等各种行业的。明代休宁新溪人朱云沾，“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业大饶”“贷诸佣人钱百万”(30)。福建南平之沙县，“铁岭多产铁矿，媒利徽人恒鸠结无赖，动逾千人，鼓铸其间”(31)徽商在当地雇工开采铁砂，至有千人规模，可见工场不小。

清代中后期，茶叶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首要商品。徽商充分利用徽州本土出产名茶的优势，大举南下广东、福建，从事海外贸易，徽州人谓之“发洋财”。据记载，光绪间“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者常及十分之八九”。《徽属茶务条陈》载1896年，仅婺源茶即“每年约洋装三万数千引（1引120斤）”，祁红、婺绿、徽州珠兰花茶、松萝等等徽州名茶，在欧美等国际市场上久享盛誉，是出口茶之大宗。1722年广州出口英国茶4500担,其中松萝茶即有1500担.在广州十三行中的徽商刘东生等，都从事收茶贩茶生意。1825年在广东的徽商为茶叶被扣事还在南海县打官司。

总之，明清时期广东和福建特别是在珠三角沿海一带都有徽商驰骋商海的足迹，他们“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为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为我国海上贸易的拓展，都有相当的努力，仅从以上掛一漏万的踪迹追寻，就可以窥知其中透露的历史信息。

 

特色浅析

明清时期经商于广东、福建的徽商，也是一个来自徽州歙、休、婺等各县、跨时四、五百年的一个庞大人物群体，从历史文化现象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理念追求、行为方式、经营活动都有些什么特点？这是徽商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

徽州古来为中原世家大族徙居之地，其俗“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32)，宗族社会、宗法观念，由此而产生的徽商，他们外出经商也多带有血缘、地缘的特点，常常是父兄、子孙、兄弟，以家族为纽带。明清时期南闯粤、闽的徽商，也大多有这样一种家族性特点。婺源荷田的方氏家族、上溪头的程氏家族、上晓起的对河叶氏家族，都是几代在广东做茶叶生意而成巨富。前已述及的歙县泽富王氏一族，明代宣德、成化年间王友森“早挟赀贸迁于江海，善心计，岁久而致富”(33)，王友标则“出游衢闽两浙间，久而囊橐充满”(34)。王社发也在这一时期“商于湖广”，可能生意并没有王友森、王友标那么顺畅，“遂不归”(35)。王正广、王正室兄弟则干脆“商居湖广”，以经商之地为第二故乡了(36)。明末休宁邑前人刘燕“少随父贾粤地”(37)，清代婺源理田李淖然和二兄、两弟皆经商，其“兄经商粤东”，由于诚实可靠，人们都愿意将赀本贷给他们做生意(38)。婺源程启诜弃儒从商，即从父命“随叔”程缙光“往粤”(39)，婺源李章发也是“幼随父贸易粤省”(40)。休宁汪心如“弱冠随父游闽，已解取赢术”(41)。徽商的这种血缘、族缘、地缘特点，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徽商“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42)。象婺源云坵人滕焕然“商于粤，举家悉仰给焉”(43)。所以徽商在经商活动中，也极重族谊、乡谊。婺源查奎在广东做生意，当时，“族有业茶于粤东者”，生意不顺，被行户亏折，资金无法周转陷入困境，查奎立即以一千五百金贷之，助他度过了难关(44)。婺源王锡燮，其族人向其借银五百两到广东做茶叶生意，结果折本，困在广东不能回来，锡燮不仅不再追要借款，而且出资助其还乡(45)。休宁汪可钦，其伯兄在广东做质铺生意，适逢兵乱，典守者乘机卷巨资而逃，汪可钦千里迢迢前往料理，以自已的资金清偿故物。使之解困(46)。婺源李登瀛，“尝业茶往粤东，经赣被盗”，他为了维护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权益，积极向官府控告打官司，并请官方勒石立碑、确保商旅安全，肃清商路匪患(47)。清代婺源官桥人朱文煊在粤经商八年中，“凡徽郡流离不能归者，概给路费十金，士人倍之，每岁不下二百余金”。乡人殁在粤者，也给赀归葬。同乡建安徽会馆，也积极捐输(48)，象朱文煊这样的徽商，并不在少数。

明清在粤闽的徽商，也比较突出地表现出徽商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特色。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正统思想蕃篱中，徽州人为了生计，不再固守传统观念，转而“寄命于商”，走出徽州闯世界，“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49)。“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50)。象明嘉靖间歙县的许秩，他就认为“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期无忝所生而已”。他大胆地闯荡于闽广等地，经商发了大财，他还立下了“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那种宏大志愿(51)。清初婺源洪庭梅，以“丈夫志在四方”的勇气，“偕姻戚”往闽越楚蜀一带做木材生意，终于做成了大事业(52)。歙县汪前峰，在父亲指导下，随兄行贾，“历楚、蜀、吴、越、闽、粤间”，在众商竟相侈华，风尚夸富呈豪的潮流中，竟坚守勤俭创业传统，认为“不敢作法于奢为子孙忧”，虽岁万息二千，家财雄厚，“而一缊袍十许年不易，至手      ，沥粮之饭，瓜瓠之羹，众以为矫，费顾也”(53)。这些闯荡粤闽的徽骆驼，其艰苦创业的经过，构成了徽商成就事业的生动历史。明嘉靖万历间歙县许金善，其父和伯父各给千金让他“贩缯航海，而贾岛中”从事海上贸易，“赢得百倍”，然而却在“舟薄浯屿”时被“群盗悉掠之”，其伯再给千金，生意中又遇上灾年百姓饥而倒毙，许金善为救百姓将经商本金全部作为救灾款用了，其伯第三次又给了他千金(54)。明代休宁赵贾，和人一起出海贸易，不幸病疽，同舟的人弃之穷岛，差一点送命，结果得一僧搭救而还(55)。清代婺源胡承合，其兄经商广东，病殁后，其家人滞留广东，胡承合前往善后，帮助寡嫂一家回乡(56)。明末歙县湖田人胡茂楠，其父“贾于粤闽”，由于兵革战乱，音讯难通，后来竟断了信息，胡茂楠长大后只身前往粤闽寻父，历尽艰辛(57)。

明清时期在粤闽纵横商海的徽商，许多人身上尤其表现了贾而好儒、坚持以儒术饰贾事、诚实守信、以义为先的特色。前文已述的明代嘉靖、万历间徽商程汝概，从小就“从父商游”，“尝涉齐鲁燕赵之郊，其后逾瓯越至闽海，历漳泉，与蕃舶贸货而还”，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大徽商，他“独好书喜事，其临财廉取与让，所至交知名之士”，是有文化的儒商。清道光间婺源程秀实在广东做生意，作为生意人，程秀实却特别鄙视贪不义之财，对儒学有深刻的认知和崇奉，不唯利是图。当时他的仲弟程元瑞在江右为官，秀实每次赴广东，必定到官署看看，总是谆谆告诫元瑞洁己奉公，见元瑞勤政爱民，廉洁奉公，于是高兴地说“这样才足以告慰先人于地下”(58)。许多旅粤闽的徽商坚持儒家诚信之道，靠良好的商德拓展事业，有不少生动故事。歙县棠樾鲍氏家族是徽商世家。鲍文玉在瓯粤间经商，从事海上贸易，当时“市舶出洋，遭劫掠者无算”，鲍文玉在这种并不平静的经商环境中，坚持以诚待人，不欺不诈，又有文化，常慷慨帮助别人写家信，良好的商德受到人们的关护，因而海上生意比较顺畅。到一个地方，文玉把货放在地上，人们争相购买，也不拖欠。市面上人说：鲍翁至诚君子，“人勿忍欺也”。他的生意发达游于海上就象有神相助一般(59)。明代徽州祁门善和里的程神保经商于闽，一次“闽人市兰淀者误多五十石”，生意场中这种因失误而增加的意外之财当然偶尔会有，在这种意外之财面前，左右都认为这一下该神保大发了。神保却认为，这种本不该自已所有的意外之财，是不可昧的，“安可欺也！”，立即“呼其人还之”。后来神保往来于南海做海错生意，其同宗程子扬、程贵通各以百金入股在神保名下通过生意得子钱之利，10年里神保付给的子钱，数倍于本金。后来贵通家遭火灾，族人认为神保已付出了许多，本金不必归还了，神保则以为不可，仍和往常一样，坚持付子钱，本金也认定要归还(60)。明代歙县程其贤，年16即出远门做生意，“往来闽、越、荆、豫间”，他“诚信自矢，不罔利，而业自振”(61)，坚持诚信经商，以义为利，开创了事业。清代歙县江应万，“历游吴越闽海等地，以诚信交人，同事无少欺隐”，病重时，还以一生为商的体验，“作书遗诸子，谆谆忠厚积善为训”(62)。清代婺源官桥茶商朱文炽，在珠江做茶叶生意。他“性古直”，有一年，陈茶积压，他诚实为商，在交易文契上，总是实实在在地写上“陈茶”二字，以示不欺隐，有牙侩极力劝他不必太较真，朱文炽“坚执不移”，结果“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万金”，而朱文炽为了商业信誉，坚守诚信“卒无怨悔”(63)。清代黟县十一都汪琴在广东贩茶，同邑茶商叶甲其时也在广东做茶生意，然而叶甲茶未售出，人就暴病而亡。汪琴本和叶甲不相识，但了解原委后，汪琴立即出面为叶甲打理后事，并代其将茶售出，将全部茶款给他家中汇来(64)。清代婺源程焕铨，在海南做生意，有番禺友人张鉴，让同宗人运盐二万多斤到海南，托焕铨代为经理。盐运到时，张鉴病殁，宗人想乘机瓜分，焕铨力争不可，将盐的赢利归于张鉴之子，没有做昧心之事(65)。清代婺源阳村王世勋，“业茶粤东，赀渐裕”。同县有胡某和他一起从广东贩茶回来，存放了一只箱子在王世勋家，又外出做生意，结果一去三年没有音信。后来胡某回来时见箱子封锁如故，就说：里面有白金千两，为何不打开以资营运？王世勋说：物非己有，岂能随便动移！(66)王世勋不昧人金，受到同行的钦仰。清代婺源思溪人俞钧，“弱冠挟重赀贾粤”。同乘一船的一位客商，不幸途中将资金丢失，急得要跳水轻生。俞钧竭力挽救，打酒劝慰，悄悄将自己的资金放在床下，故意地说：你丢的钱不是还在这里吗！客商惊喜之中，未辩真伪，将俞钧的钱放进自己包中。后来，船上的人偷了客商钱分赃不均争吵相殴，商客才明白是俞钧帮助了自己。徽商在粤闽做生意，不仅在同行内注重诚信商德，在进行海上贸易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也比较重视一个诚字、一个信字。明末休宁陈世琼，“幼警敏，耽书史，质行端恪”，他“远服南粤，与岛夷为市，以至诚相感召，夷亦敬而惮之”(67)。在粤闽经商的许多徽商，遵照朱熹夫子“以义为先”的训导，不仅有良好商德，而且有超越一般唯利是图商人的人文理性追求。歙县毕懋政在福建经商期间，见灾荒中百姓暴尸于野，出资买棺，做了许多好事，帮助同行，为急难者解困，深得人们敬仰(68)。清代婺源程锡庚，在广东贷千金，准备回婺源贩茶，可是在途中，他眼见百姓在灾荒之年难民遍地，心中不忍，一路将钱资助难民，到了饶州钱已基本散光，在遇到躲债而打算卖妻的难民时，他还尽力资助解困(69)。清代婺源渔潭人程国远，“性仁厚”，他和广东朋友合伙贩茶到广东，由于经验不足，共亏耗八百金，程国远考虑朋友筹措资金没有什么门路，看到朋友因亏损又不敢回家的样子，很理解其难处，于是“独偿之”，一个承担了损失(70)。婺源庐源詹世鸾，在广东经商时，许多茶商因遭灾亏损无法回乡，詹世鸾“慷慨赀助，不下万金”，詹世鸾还和许多徽商一样热心社会公益，“立文社置社田，建学宫，修会馆，多挥金不惜。”而自已在病逝时，却“囊无余蓄”，因而“士林重之”(71)。徽商以义为利，也蔚成了淳厚的民风民俗。有徽商老板在广东贩珍珠到京城卖，路经婺源丹阳乡。所雇的担夫对老板不满，于是向官方诬告老板贩珠瞒税，老板慌张中秘密将珍珠寄存在丹阳乡下榻的旅店店主那里，躲避官方追捕。后事情平息，老板心想：当时仓卒寄存没有留下凭证，又被诉之于官，再回店中索取，店主会承认吗？一边懊恼,一边向芙蓉五岭走,刚到岭前,就见那位店主已在松荫下等候,老板惊喜,店主说:“我把你寄存的物件带来了,封识还是原样”。老板喜出望外说：太感谢您了，我们将珠子平分吧！店主说：“我若是贪此珠子，还送来干什么？”坚持全都归还了老板。此事传开以后，人们为徽商的仁义之举所感动，干脆称丹阳乡为“还珠里”(72)。

蕴义新探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活跃在粤闽珠三角等区域的徽商，已和粤商、闽商、浙商一道，利用这里东南沿海的有利地理条件，频繁地开展了和外国商人的海上贸易。而明中后期的16-17世纪，正是世界上葡、西、荷、英等外国海商竞相挑战海洋、开辟东方航线，发现新大陆，努力扩充海上贸易的时期。这些国家的商业公司，先后进入东南海域，在粤、闽珠三角一带首先和我国发生商贸关系。而当此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东亚海域贸易网络开始形成，世界海洋贸易圈产生，海洋贸易趋向一体化的大势面前，中国明王朝却是采用了坚决阻断海上贸易，“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通蕃”是滔天大罪，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了镇压汪直、徐海等徽州海商集团的一段历史。

关于以汪直为代表的雄飞海上的徽州海商集团产生的背景，其活动的规模和影响，以及所谓“嘉靖倭难”的历史真相，叶显恩教授《明中后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未刊稿）一文已作了比较详尽和透辟的阐析。作为当时一心想闯荡世界向往“于海外逍遥”的汪直一类徽商，他们在明王朝的征剿之中，本来一直还想能老老实实地“觅利商海、卖货福浙、与人同利、为国捍边”(73)做一群从事海上贸易的守法商人。可是官方却是坚持“定制”，海禁愈严，视之为倭变大难。汪直在明王朝的反复征剿中，终于被压迫出“冲破旧体制的对抗力量的热情”(74)，造巨舰百余艘，拥武装，在日本萨摩州漆浦津建立了贸易基地，自立为“徽王”，“有号曰京”，三十六岛由其指使，成为让明王朝心惊胆战的武装海商集团。这些以东南沿海为跳板走向海洋的徽州海商，诚如叶显恩教授文章所言，不仅不应该再继续被作为“倭乱祸首”来讨伐，而且应该立足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重新评估其时代意义。16世纪，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揭开的海洋时代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人们已能给予认定，这种世界性挑战海洋的大势对中国当时商业发展的刺激和影响，也需要人们客观地加以透析。有悠久航海历史的中国海商，面对当时由伊比利亚人发起的“挑战海洋”的新形势，汪直一类徽商武装走私集团，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这轮“中西对话”中，他们仿效西方海商，制造大舰，配备武装，称雄东亚海域，并建立贸易基地，建立商业殖民地，有时被迫亦商亦盗，（在当时西方海商进行海洋贸易扩充过程中，亦商亦盗、海盗、走私、掠夺、奴隶贩卖、殖民是联系一气的，这是当时挑战海洋司空见惯的游戏规则，一部西方商业海洋贸易史，差不多就是一部血腥殖民掠夺史。）徽州汪直一类海商的“与国际接轨”，主动融入世界商战大潮，本来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西方海商在本国政府政治和经济后盾的支持下，船坚炮利，以殖民手段血腥掠夺方法，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走进了近现代；而中国的海商对世界发展大潮的敏锐回应，却被作为“嘉靖倭难”，扼死在历史的门槛之上。叶显恩教授认为，汪直武装海商集团这一类在粤闽出现的徽商，对时代富有敏感性，善于抓住时代脉搏，敢于加入世界性向海洋挑战的行列，有超前的思维和举动，在粤闽珠三角这种中国历来经济活跃、中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地域产生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来看汪直武装海商集团，不能仅拘泥于海商破坏性一面，还应发掘研究其商业运作的一面，把所谓“嘉靖倭难”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用今人的认识高度来作评判。叶显恩教授认为，汪直一类徽商在当时被围剿阻截的环境中，凭雄厚实力，雄飞海上，在东瀛进行贸易扩张，建立基地，显示了这一类徽商的气度和魄力。作为私人海商，在中国海洋贸易史上，前所未有。其时代意义和价值，值得人们重新关注。早在80年代，戴裔煊教授就首次为汪直一类徽商作了正名(75)，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也主张从海洋贸易大背景下把握“倭寇”、“徽商”问题(76)。

叶显恩教授在《徽州学概论》序言中曾再次呼吁应从新大陆发现、东方航线开通、全球一体化趋向的高度去考察明中叶历史背景，站在16世纪国际贸易新形势的制高点上来审视汪直一类徽商积极回应世界大潮的举动。在我们关注明清时期在粤闽的徽商活动时，我们似乎更应该注意发掘崛起于粤闽的汪直徐海一类徽商的时代蕴义，从这一段特殊历史中体会粤闽珠三角地域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

 

 

 

 

 

2004年3月15日于徽商故里

 

 

 

 

 

 

 

 

 

注解：

(1)   (23)许承尧：《歙事闲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2)   康熙《休宁县志》卷1《风俗》

(3)   歙县《江村洪氏宗谱》卷9《明敕赠修职郎提举松山公墓志铭》

(4)   歙县《丰南志》第九册《送尚相族侄孙之大梁序》

(5)   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9《黄东泉处士行状》

(6)   《松园偈庵集》卷下《故处士程君墓志铭》

(7)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题义官洪公卷》

(8)   《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5《练溪辰江则叙》

(9)   (10)(11)(12)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4

(13)汪道昆:《太函集》卷42《明故处士前洲汪季公行状》

(14)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参军麟英公行状》

(15)《明经世文编》卷238王予：《倭夷客留叛纠结入寇疏》，转引自叶显恩《明中后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未刊稿

(16)何乔远《闽书》，转引自叶显恩《明中后期中国的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未刊稿。

(17)王士贞：《  州山人四部稿》卷61，《赠程君五十序》，转引自叶显恩《明中后期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未刊稿。

(18)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

(19)(20)《婺源县采辑·义行》

(21)(22) (25) (27) (29)光绪《婺源县志》卷31、卷34、卷35《人物·义行》

(24) 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

(26)民国《歙县志·人物·义行》

(28)《休宁新安名族志》

(30)汪道昆：《太函集》卷47《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

(31)《沙县志》卷1《方舆》（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32)许承尧：《歙事闲谭》第8册录程且硕《春帆纪程》

(33)(34)(35)(36)歙县《泽富王氏宗谱》

(37)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笃行》

(38) (39)(40)(56)《婺源县采辑·义行》

(41)《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候选郡幕心如六秩寿序》

(42)金声：《金太史集》卷4《与歙令君书》

(43) (58)《婺源县采辑·孝友》

(44)(45)(46)(47)(48)光绪《婺源县志》卷6、卷34《人物·义行》

(49)民国《歙县志》卷1《风土》

(50)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

(51)歙县《许氏世谱》第五册《平山许公行状》

(52)婺源《墩煌洪氏通宗谱》卷58《清华雪斋公传》

(53)《大泌山房集》卷72《汪翁家传》

(54)《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许全善传》

(55)《湖壖杂记·净慈寺》

(57)民国《歙县志》卷8《人物志·孝友》

(59)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21《鲍君文玉传》

(60)《大泌山房集》卷73《程神保传》

(61)《岩镇志草》

(62)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皇清诰赠奉直大夫应万公传》

(63)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

(64)同治《黟县三志》卷7《人物志·尚义传》

(65)(66)(69)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

(67)休宁《陈氏宗谱》卷3

(68)民国《歙县志·人物·义行》

(70)(71)光绪《婺源县志》卷33、卷34《人物·义行》

(72)嘉靖《徽州府志·拾遗》引自《脞录》

(73)《倭变事略》

(74)【日】重田德论徽商，载《徽州社会经济史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425页

(75)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76)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第99页

 

 

 

 

 

 

 

 

 

 

 

 

 

 

 

 

明清徽商在粤闽

 

方利山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

二OO四年  月  日

中国·广东·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