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党校课题组

                        

     

古往今来，在任何时代，一个人抑或一个民族的生存立世无不需要有精神力量作为坚强支柱，同样，一个地区抑或一个国家的发展昌盛也都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有力撑托。在古称新安、钟灵毓秀的徽州，虽然只管辖原黟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之地，面积仅有万余平方千米，人口不过数十至百多万而已，但令人瞩目的却是，主要凭藉着显赫的徽商和昌达的人文，古徽州深藏着巨大的社会潜能和超凡的历史影响力。单以徽商而论，此地人们从商业贾沿习悠久，前溯东晋时就有关于新安商人活动的片断记载，降及唐宋元代，徽州商人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到明清时期，更在与其他地方众多商帮的激烈打拼中脱颖而出，崛起称雄，终成一时鼎盛之气候，壮大成足可与晋商劲旅伯仲比肩且富甲一方的一大地域性商帮集团，其从业人数之众、活动范围之广、涉猎领域之宽、经营能力之强、拥有资本之巨、产生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商界均首屈一指，竟致造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空前盛况，并独执农耕时代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之久。毋庸置疑，豪情抒写这页中国商业经济历史辉煌篇章的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徽州商人，而深藏内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成功因素则是一种可贵的社会意识——徽商精神。如今，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上讲，深入地进行探究、总结、提炼“徽商精神”，并与时俱进地弘扬、光大、升华“徽商精神”，充分发挥这种历史文化资源的效用，无疑都具有十分显见而又重大的意义。

 

一、“徽商精神”是顺应商潮浪涌世势时运而生的历史产物

 

客观地看，徽商以及“徽商精神”的问世都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直白地说，我们应当取用宽广的世界历史视角，将它置放到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之中，着眼于西方欧美和东方神州两大基本视点去考量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徽商真正崛起称雄是在明中叶到清中叶，与此相应合，“徽商精神”的形成大致就在自公元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而正是在这一历史区间里，无论是西方国家处于中心地位的欧美地区，还是东方世界处于中心地位的神州大地，都在各自酝酿和经历着亘古未见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转型，只不过是促其变化的社会动因、趋势走向、终极结局或有区别而已。从一定意义上讲，发生这些变化都跟当时在西方及东方的社会流通领域所涌掀而起的商业浪潮以及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即商人这股新生社会力量的产生和历史作为有关。

在欧美，还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南欧意大利某些工商业经济比较繁荣的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米兰等等，那里的富有商人由于市场的扩大、商品需求不断增加，于是开始打入生产领域，成为包买商人。他们包买原料，把它们提供给手工业者；又包买手工业产品，把它们贩卖到外地，从中获利。他们向经济力量薄弱的手工业者赊销原料，有时还提供工具，用以换取他们的产品。而那些手工业者失去了经营的独立性，受包买商人的支配，实际上己成为雇佣工人。以此为起点，当地兴起了新的手工业生产形式----手工工场或工场手工业，它们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这里，商业和商人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力量，而恰恰就是它成了推动西方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嬗变的原初基点。另方面，还是商业和商人沟通了当时的东西方贸易商路，使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棉布、阿拉伯的化妆品、南洋群岛的香料——诸如胡椒、丁香、肉桂、生计、生姜等物，以及亚洲一些地方的珠宝首饰等输往欧洲以主要供给富有阶层消费。同时对于东方金银财富的渴盼也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商机，致使一批批冒险家们纷纷去探寻世界新航路的开辟及海外贸易的拓展……其后，类似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及政治革命等历史巨澜风起云涌，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欧美社会的历史面貌。

在中国，到稍晚一点的明朝中后期亦即十六至十七世纪，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水平超出前代的提高，受到占主要地位的自然经济包围的商品经济也较以前更为活跃地发展起来，使得大量农业与手工业产品作为商品被投放市场；全国出现了三十多座手工业与商业较为繁荣的大城市，而广州、宁波、泉州、福州等则发展成为主要外贸港口。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一些地方市镇也开始稀疏地出现一种手工工场的组织形式，譬如苏州丝绸纺织业中某些拥有大量资金和织机的“机户”开设机房，雇佣“机工”进行生产，计日领取工资。这种“机户”和“机工”之间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只是所憾在长期的多重因素的挤压下，这株“萌芽”终究未能茁壮长出，从而使中国丧失了自由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之后又在外国列强殖民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腐朽没落里，“神州号”巨轮逐步被拖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由此驶入一条畸型且曲折艰难发展的历史航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中国商品经济比以前更加活跃，国内市场随之也有较大的展拓，际遇着这一波商业浪潮的涌流，在中国山西、陕西、山东、安徽（徽州）、江苏（太湖洞庭）、广东、福建、江西、浙江（龙游）等省份或府州，有逾十个具有一定竞争实力的区域性商帮集团先后群起争雄、竞比风流。其中，正如明代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所说的：“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的别称）”，徽州商人群体以叱咤商海风云的气势木秀于林，成为声震海内的商界劲旅，他们不仅创造了非同凡响的骄人商绩，而且造就了弥足珍贵的“徽商精神”。

具体说到“徽商精神”的产生，首要的前提条件在于社会对商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一般而言，商业是应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而生的，任何社会，其生产力水平越提高，剩余产品就会越增多，为满足人们需求的交换就会越频繁，因而商业也就越发展。到了明中叶，随着封建国家赋税制度方面推行张居正提出的“一条鞭法”的重大变革，赋税折征银两部分日益增加，为刺激当时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社会物质条件。因为赋税折征货币——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一是迫使生产者更多地出售产品以换取货币，二是由于大批产品投放市场，使本地商品销路难畅，需要流通外销，三是纳赋税的农户往往为时限所逼，不得不低贱要价售出产品以应急需，于是人为地造成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明显背离，这就为居间经营者们提供了赚取利润的空间。上述问题事实上都只能通过发展商业才能解决。由于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另外明王朝曾实行“开中法”和“开中折色法”，提供了一批商人尤其是盐商一显身手驰骋作为的政策环境。而徽商以其特有的商业敏感，牢牢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赢得财富，同对诱引更多的徽州人追随而行，也将经商业贾作为谋生裕生的主要手段，以致出现“天下之民寄命于农，而徽民寄命于商”、徽州人家“业贾者什家而七”的局面。有了徽商巨大发展的社会存在，方有徽商精神社会意识的相随伴生。

其次，“徽商精神”问世的客观基础存在于商业经济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之中。历史上的徽商之所以能获辉煌成功，最主要的是他们注重摸索和学习把握商品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并依遵行事。同时，他们在从商实践中并不就商而商，而是能够自觉地把当时的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倡导的、又已被绝对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或认可的伦理价值观念贯穿于商品经营活动之中，把做人与经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商业经营理念和风格。其实这些因素本身就成了“徽商精神”的闪光点。

再次，底蕴深厚的徽州文化也为“徽商精神”的产生提供了人文条件。在古代典型移民社会的徽州，作为中原地区名门望族躲避战乱的理想之处，人们十分注重族内后辈们的教育问题，希望由儒入仕以光宗耀祖。而众多徽商更是“贾而好儒”，不是儒贾就是贾儒，他们不惜投入大量财力，耗费大量心血，纷纷在乡梓故里兴建学堂大办教育，从而促进了徽州传统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盛。由于在浓厚的徽州文化氛围里深受其熏陶，徽商们从小就接受了传统社会正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洗礼与为人处事准则的约束，大多以儒者君子的标准来律己，无论是交易谋利还是日常言行，总是会以德为先、以义为利，体现出一种可贵的人格品质。这样，“徽商精神”也就在如此情形下应运而生。

 

二.“徽商精神”是传统世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微观铸塑

所谓“徽商精神”是指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思想意识、品格意志、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是徽州商人群体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等的综合反映，体现出徽州商人对于商贾实业能获成功所抱取的坚定信念。从积极的与主流的方面来看，“徽商精神”或可概括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勤谨敬业、务实开放；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尊重规律、人本关怀；好儒崇知、立信存义；协作团结、益公奉献。具体说来有如下表现：

1.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

古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山多人众而地少土瘠，自我发展空间相对狭小，面对穷困、恶劣的生存环境，很多徽州人不甘受天命，而是积极奋争，走出山门，勇闯天下，不断向外探寻拓展新的生存空间。长期以来在徽州等地广为流传的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当时众多徽商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学艺、奋力拼搏的生动写照，其中有不少在创业守成中靠的正是开拓进取、吃苦耐劳的信念和劲头去不断地奋发作为的。对于他们来讲，一旦步入漫漫经商路，注定要经历太多的艰辛与困苦，然而徽商们却不畏艰难、不怕吃苦。因而，每一个成功的徽州商人几乎都有一本艰苦创业史。明代歙籍商人程锁邀集同宗族人合股经营布业，出门均以步当车，哪怕是在三九隆冬也不多饮酒以御寒，即便在炎炎暑夏也都亲自手推货车。另位歙商许尚质经商早期，“负担东走吴门，浮越江南，至于荆，遂西入蜀”，备受艰辛，勤劳备至，致富后“犹竞竞力作，衣蔽食蔬”。清朝乾隆时期号称江南首富的歙籍大盐商鲍志道从十一岁起就外出当学徒，先去江西鄱阳学会计，继而又赴浙江金华改营浙盐，转再移居江苏扬州做灶户盐筴生意，接着南游及楚，辗转奔波近十载，虽历尽商途与人生上的无数艰辛，但却深信“快乐每从辛苦得”的哲理，终于成就一番大业。另外，徽州人经商对于行业不挑不拣，只要能够获利赚钱，一般都是无业不经营。于是，举凡盐、木、茶、典，或是粮、布、药、瓷等，徽州商人“其货无所不居”，如此勇闯百业，使他们赢得了极大的市场份额。总之，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有成的精神支柱。

2、勤谨敬业、务实开放的精神：

许多徽商不管是在学徒期间还是在出道之后都能勤勉于商务，谨慎于言行。出身在徽商世家的清代歙籍著名理财家和经济思想家、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曾经总结说：“以商贾之道言之，大抵能创一肆守一业者，其人必工心计，习俭勤，且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知人而善任，非是则败。”所谓习俭勤，意即作为一个商品经营者，不论创业守成，都要牢记“二字箴言克勤克俭”，以利原始资本积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说过：“新都（指徽州）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就是说包括徽商在内的徽州人曾是以勤俭而蜚声遐迩的，正所谓“勤昧旦，忍嗜欲”，“易衣而出，数米而炊”，俭朴度日，“非勤俭无以治生”。如明代休宁商人汪材兄弟俩经商在外，常以“居安逸而志在辛勤，处盈余而身甘淡泊”作为座右铭。还有一位休商金文海少贫，既冠，得少资，接手经营其伯叔交摊的一家濒临倒闭的商栈，“于是以勤持己，以俭率诸人，以和联日来相贸易者。厉气作力，资遂日起。”至于那位江南首富鲍志道虽“拥资巨万，然其妻孥尚勤中馈篑帚之事。”诚然，勤俭之外，徽商们还非常敬业务实，往往用《士商规略》指导行商，拿《士商拾要》之类的经验之谈来提醒注意事项，以求做得更加扎实显效，更加超众出色，正所谓“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同时又不囿成见，眼光向外，采取开放的姿态，拿出开放的气度，毅然走出山门，闯荡四方，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于是绝大多数徽商便不再把自己局限于本地，而是将商业活动拓展到全国各地，以致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运河两岸、京城省会、大小城镇、交通孔道、甚或穷乡僻壤、山陬海涯、诡而荒漠、罕而野岛，徽商足迹几遍天下，有的还飘洋过海做起了海外贸易。总之，勤谨敬业、务实开放的精神乃是徽商创业有成的立足根本。

3、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

相比较而言，徽商的崛起称雄，无论是发迹时序、从商规模，还是所创业绩、造成影响等方面，在当时互有竞争的诸多地域性商帮中都是比较突显的。这主要缘于他们的创新敢为。还在封建统治者继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尚且世俗眼中仍视商业为末业、视商人为贱民的时代，徽州人敢于冲破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发出“贾何负于农”与“贾何负于儒”的质问，坚信经商业贾绝不卑贱，为则既可让自己谋好生计，又能“垂裕后昆”，这完全可以同业农务本及以儒入仕的事业并重相待，力行以为。为正其名，徽商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新思维，抱定“贸迁货集，市不二价”的诚信原则，践行“义利双行”、“以义取利”的义利取予观，讲求“趋时观变”、“因俗时变”的机智灵活的市场营销观。先有择业及从业观念先人一步的更新，再有经营理念（如牢固确立做人先于做事的信条）、经营方式（如采取“走贩、囤积、开张、质剂、回易”等法交相并用）、经营手段（如采用“独资、合资、股份、合作、合伙”等办法来融资）、经营机制（如普遍推行经理委聘制）等方面高人一筹的创新，便相继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徽州商人，他们在从事“第一等生业”的实践中往往成了商战赢家。总之，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乃是徽商创业有成的制胜法宝。

4、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

与做别的事业一样，徽商们经商业贾或成或败也属常事，诚如明代官至兵部侍郎的歙县人氏汪道昆在《太函集》里所云：“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尽管如此，但是徽商们却败而不馁，挫而不惧，反而怀抱一种信念，愈挫愈奋,迎难上进，凭藉顽强的毅力，仍旧执着追求。他们“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 “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也。”像明代歙商江遂志的坎坷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注脚。他在闯北走南的从商生涯里，连遭人被诬陷、舟遇风倾或损毁等厄运临身，但始终没有为艰难曲折摧垮自己的意志和抱负，虽年逾半百，他“乃作焚舟计，尽弃其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筴地，用是起家。”有类江遂志其人的徽商还很多，他们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环境，纵使自己屡遭失利，也不丧掉信心和韧劲，而是勇往直前，以图东山再起。近世中国文化巨擘、绩溪人氏胡适曾将徽商喻作“徽骆驼”，正是当年徽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精神风貌的形象描画，而这种精神乃是徽商创业有成的内在动力。

5、尊重规律、人本关怀的精神：

历史上的徽商许多得以在商途中建功立业，这与他们理性从商运作，善于审时度势，探求商贾经验，总结失败教训，不懈摸索规律，始终尊重规律，并严格依遵规律行事是分不开的。正是他们凭藉自己对市场行情的准确把握和对生意经的深切体验，善于及时调整经营项目、活动范围、价格指数和利润幅度，也就是说他们善于在风云变幻的激烈商业争战中常常能够根据变化着的市场实情不断适时调整自己的营商思路，灵活地制定切实可行的营商方略，抢占先机，赢得主动，因而从容应对挑战，赚取利钱。与此同时，徽商先人们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还非常注意以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诚信原则来对待顾客，“以和联日来相贸易者”，即是说以“和为贵”——和颜悦色的姿态与和气生财的期许来对待生意场上的业内同行，这些从直表层面上讲是一种商贾道术或者生意经的施行或运用，再往根子深层上说，就是一种源自徽商们心田内里的以人为本、尊重别人权益理念的反映，体现出对人类自身的关怀精神。总之，尊重规律、人本关怀的精神乃是徽商创业有成的胜算秘诀。

6、好儒崇知、立信存义的精神:

徽州原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习尚知书”之地，南宋以后又被誉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朱子阙里”、“彬彬乎文物之乡也”，这里的人大多在童年时就被送入塾堂承师受业、读书习字。当地民俗尊儒重学，敬士崇知，影响甚大。尤其徽商中就有不少是先儒而后贾者，经商后“贾而好儒”者也不乏其人。那些人称“儒贾”或“贾儒”的徽商实际上就是一批由于崇知而志在求知又多半富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的商人，他们易于掌握计然术，权低昂、善取予、精筹算，运用于经商实践，获利多且快。在致富后，徽商一般都继续重视族中子弟的读书学习，对于兴建书院学堂之善举往往不遗余力搞捐输。在文风昌盛、教育发达的古徽州，受到独特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人文风尚的影响，徽商既接受了尊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又接受了抬高商人地位的陆王心学，并巧妙地将两者融合起来，把儒家思想理念转变为商业经营术略，将传统伦理规范转变为商德贾道。应该说，徽商大多强调“忠诚立质”，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摒弃某些商人惯用的聚财手段，尚且强调要“以信接物”，讲究货真价实、量足守信，重视商品质量，不售伪劣商品。徽商所恪守不移的“信”，也是从儒家所谓“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信修睦”中引用来的。他们还仁心为质，以义为利，力求做到“轻利重义”，利缘义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崇尚信义、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肯失利、不肯丧义，注重品质、提高信誉的价值取向和营商特色。总之，好儒崇知、立信存义的精神乃是徽商创业有成的智慧源泉。

7、协作团结、益公奉献的精神：

清末歙人许承尧在其《歙事闲谭》中记云：“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因为古徽州人习惯于聚族而居，地方宗族势力甚强，同时乡土意识亦浓，于是旅商在外的徽商往往在异地他乡组建徽州会馆义庄或者同乡会，再或者按照行业结成公会、公所，建立结构紧密、信息交换且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结成互相照应协作的利益共同体，以便同舟共济，互帮互助、共兴共荣。事实上，这些徽州会馆义庄成了徽商们以牢稳的宗谊或乡谊为媒介来联众团结的物质承载体，通过这些纽带式的特殊场所，可以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主要有：一是聚合团结旅商在外的徽商力量与其他商帮势力竞争抗衡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二是为出门远行遇到困难的族戚或老乡援手提携与资助以壮声势，三是为徽州商旅客官交流商品贸易乃至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信息牵线搭桥以提供方便，四是替外出的徽商和其他徽州人顺畅地跟家乡联络居间中转，五是为运送徽州人旅梓归藏进行传递应接。徽州人在外，往往合力齐心，特别是遇有纠纷及斗讼之事“一人争之，一族争之”，以众帮众。一旦发现有利可图的业务或便于经商的地方，也肯将信息提供给族人乡亲，让大家来同谋经营，共求发展。另外在资金筹措和调配使用上做到余缺互济，在人员安排上做到族人乡亲优先考虑。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共事氛围，使得徽商能够依靠整体力量获得强大的竞争力，从而能在商战搏击中每每操持胜券。与此同时，大多数徽商在成业发迹以后，热心于家乡或所在商住地的社会公益事业，纷纷捐钱输银慷慨解囊，用以筑道路桥梁、修祠堂族谱、造牌坊亭阁、办书院学堂、建会馆义庄、护河堤堨坝，并广置族田义田以救济族内及乡里穷苦之人，除此而外，他们还经常为国捐输以赈灾助饷，如清代歙县棠樾人、一位曾任盐运使的大盐商鲍漱芳等都是此类代表式徽商人物，为此他得到乾隆皇帝恩准赐建起一座“乐善好施”义字石坊于村口七座牌坊群的正中央，所有这些利于公益的举动无不体现出一种甘于奉献的可贵精神。总之，协作团结、益公奉献的精神乃是徽商创业有成的坚强支撑。

综上可见，“徽商精神”即是由徽州商人这一特殊的社会主体集体创造历史的时代精神，自身包藏有闪耀着人类理性光辉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它集中体现了古徽州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凝炼，是传统世代伟大的民族精神在特定区域内的微观铸塑，是显现出鲜明民族特点的传统徽州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同时也是一份十分难得的精神财富。

 

三.与时俱进弘扬“徽商精神”

     

徽商崛起于明代，衰落于清末，历时数百年而走完了他们的历程。虽然一时盛极的徽商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商业经济恐龙，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地告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由徽商在过去的辉煌岁月里所创造出的“徽商精神”却不会沉寂，它仍然具有令人惊叹的历史穿透力量，穿越幽长的时空隧道，将其影响带向后续世代。徽商传统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并非都是有用的东西，徽商遍布各地的祠堂及帮会组织，在当时也许发生过积极作用，今天却没有存在的价值。徽商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用的种种不正当手段，在今天也毫无借鉴意义。徽商作为儒商的主体，它的精神价值是由徽州商人共同创造的，代表了他们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力量和根本性特征的东西。徽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积淀于社会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在对待“徽商精神”问题上，一古脑儿奉若至宝般地全盘肯定或者不加分析视如敝帚般地一味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应该成为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也不要成为死板的“泥古主义者”，我们应当成为理性的“考古主义者”和辨证的“鉴古主义者”，我们要在鉴良析莠、除粕取精的前提下，深入地进行探究、总结、提炼“徽商精神”，并与时俱进地弘扬、光大、升华“徽商精神”，旨在古为今用，强调其现实针对性和未来前瞻性，为有为现实与创造未来服务。

之所以要与时俱进弘扬“徽商精神”，首先就在于它本身具有历史价值。当年徽商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睿智的头脑、艰辛的努力，得以从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雄冠其首，获得成功，客观上，某些外部因素——诸如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较之于前代更见活跃和发展，而徽州又毗邻江浙，可期收近水楼台之功效，加之封建王朝政府推行盐法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让徽州人牢牢地抢抓在手，等等，这些多种经济的或政治的以及其它社会因素综合作用成就了徽商。然而唯物辩证法启示人们，光有外因是不够的，事物的变化一般都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往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其中内因起的还是关键性作用。从主观上看，让徽商赢得成功的关键性内部因素就是徽商精神。在它的长期培育下，一批又一批具有强劲竞争力、能够在商场上纵横捭阖的商业精英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创造出了空前辉煌的徽商经济奇迹。总之，“徽商精神”已经显现出其巨大的历史价值，尚且不会因时光岁月的流逝而销蚀，相反地，在于任何时代，都颇值总结和弘扬。

之所以要与时俱进弘扬“徽商精神”，其次还在于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徽商精神”能够作用于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推进这两大块面上。

其一，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徽商精神”具有最为直接的弘扬效应。因为不管时代背景有多大差异，社会条件有多大区别，只要是发展商品-市场经济，其运动规律的作用表现总是相通可探的。农耕时代的商品经济与电子信息时代的市场经济，虽然从经营内容、经营方式到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其主体都是从事市场交易的人，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其要求都是为了实现利润效益最大化，其方式都是通过要约承诺再要约再承诺循环反复地进行讨价还价直至完成整个贸易过程，其实质都是竞争，包括各类经济主体主要是商家之间围绕商品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展开的各式各样的竞争，甚至还包括商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因此，上述两者之间有着更多的共性。“徽商精神”作为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是不懈进取的徽商群体在长期经商实践中对商品经济活动经验和市场运作规律进行总结和探求而获得的科学认识成果，同时还是徽商们所内具的万众仰敬的品德才智的精华结晶。“徽商精神”传导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奋争、昂扬向上的精神鼓励和力量展示，它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仍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我们要想加快发展步伐，就有必要弘扬“徽商精神”。有道是，无商不活，只有商品-市场经济的繁荣，才能促进生产与消费的更好结合与持续提升，才能促进本地经济与外地乃至更大区域范围的比较发达的经济带或经济圈的紧密融合，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其二、对于而今我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来说，“徽商精神”也是可资援用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文化力中潜在的重要要素。在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黄山市要朝着努力建成“全国最美、山区最富、生态最佳”的地方之一这个“三最”目标，强力推进落实“443”行动计划，依托优势的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大市，为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弘扬光大并升华取用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徽商精神”，使之在成为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同时，还成为我们在建设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厦时不可多得的思想圭臬类砖石材料。

对“徽商精神”的弘扬之道就在于“扬弃”二字。我们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与时俱进，善于扬弃。那么究竟要扬什么、弃什么？怎么扬？怎么弃？自然，我们要扬的就是当中那些古今相通并依旧闪烁着人类睿哲智慧之光的积极的精华成分，弃的则是当中那些不合时宜因而或会阻滞人类文明演进之脚步的消极的糟粕成分。在“扬”字上，如果只是单纯地“复制”或“复活”“徽商精神”，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重要的是，要把那些精华性的东西植入我们的灵魂和血液之中，藉以振作我们的精神，化作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具体来说，在新时期弘扬“徽商精神”，就是要发扬光大徽商抱定信念、固实志气、吃苦耐劳、永不言败、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良好品质，克难而进，顽强拼搏，去为振兴地方经济而愿出大力，勇创大业；就是要发扬光大徽商敢争先、重创新、行开放、求发展、讲敬业、勤务实的光荣传统，传播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努力重振徽商雄风；就是要学习借鉴徽商诚实守信、以人为本、和众睦谐、知人善用、聚合人心、乐于奉献以及推崇儒士、重视求知，平常注意学习积累和才干磨砺的嘉善言行，尽量造就一批愿意干且有能力干成事业的出类拔萃的现代企业家和其他各类人才……

弘扬“徽商精神”在于当今，突出的重点应包括如下几点：（一）以 “诚信”为核心内容的商业道德。诚就是不欺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比如明代歙商吴南坡对本店所经销的货物均严格验检，凡质量合乎规格要求者一律贴上“坡”字封识，让顾客放心购买；清代绩溪商人胡雪岩曾在杭州胡庆馀堂药店内悬挂手书的“戒欺”匾以律己并警示店中伙计员工，都是立诚之举。信则是个人所为之实，就是讲信誉、守信用。孔子说：“君子言必信，行必果。”要求人们讲真话，办实事，答应了的事，签订了契约合同，即使出现意外情况，也要全力以赴，实施兑现。徽商的诚信为本精神，对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弘扬。因为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法制经济，是建立在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基础上的法制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在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人治传统的国度里，它所遭受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法制观念的普遍低下。近几年，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商业欺骗手段花样百出，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之外，内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教化学说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在实施教化过程中，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这方面，徽商自觉地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把诚信作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无疑地为古今商家树立了榜样。弘扬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下正常的商业秩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二）弘扬徽商精神，就要学习徽商实践孔子“富而后教”的观念，注重人才投资，振兴教育事业，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要从历史上贾儒结合的模式中，悟出其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即造就新一代具有相当思想理论素质和专业技术造诣的商业家，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熟悉国情、熟悉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能正确地处理好商业活动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做好创造性的工作。韩国学者尹丝淳曾指出：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儒学理论中强调探究合理、实践伦理、重视理性，这是促进儒教圈近代产业化的巨大潜力。西方一些著名学者认为，要想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求智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原理三者结合起来，挖掘民族内在的巨大潜力，解决并处理好初级阶段的种种弊端，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工商界从业人员，公司、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三）弘扬徽商精神，就要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已任的观念，发展慈善与公益事业，济困扶危，赈饥救灾。徽商的可贵之处，是他们的慈善与会益事业不只是关注自己的乡里与亲友，而是全社会的。这正是儒人士子“以天下为已任”观念的具体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徽商作为“贾而好儒”的一代儒商，一般都遵奉孔孟儒家所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信条来经商，恭行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仁为质、以义为利的商德贾道。至圣孔子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于人的成人成己尤其重要，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亚圣孟子也主张“仁者爱人”，人们对义利的态度便是“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进一步推重仁义。而在徽商们看来，仁者，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须相亲相爱，勿霸气凌人，也不要仗势欺弱，应当诚信经营，言不二价，童叟无欺。至于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凭藉货真价实即优质的商品和公道的价格从仁义中取利，让他人和自己双双共赢。正合古语所云“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 徽商中就涌现出许多仁义商人，这一形象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得到塑就和诠释。如明代休宁粮商汪平山在正德年间安庆府潜山和桐城一带发生灾荒造成粮价暴涨之际，“不困人于厄”，而是将自己蓄储的谷粟，“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清代婺源商人凌晋“虽经营阛阓中，而仁义之气霭如”。在与人交易时，他能宽容他人却严律自己，发售货物时一旦发现斤两不足现象则必如数予以补偿，如此不但没有亏蚀老本，反而使“生计于是乎益殖”。清代歙县商人吴鈵“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他还经常谆谆告诫儿子说：“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曾说：“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不做不尽也。”他教导子孙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这便是徽商经商与做人双双成功的奥妙所在。应该说，徽商重义轻利、诚信仁爱精神的精髓实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在任何社会都有值得颂道和倡扬的为人类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永恒价值。尤其是徽商忠诚立质，讲信修睦，心存仁爱，善处义利，不仅使商人自身与顾客对象、店员伙计、竞争伙伴以及其它社会方面的各种复杂人际关系得以处之和谐，而且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营造了协调有利的经商环境，从而屡屡制胜。徽商这种谋求商业发展的理念和做法对于后人有很好的历史启迪意义。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郑重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循着这样的思路去发展，今人可从古人那里获得众多灵智性的营养素，同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必将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当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徽商精神”也不例外，对此既要“扬”，又要“弃”。因为徽商毕竟还是一个区域性的封建商帮集团，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和局限。徽商的悲剧在于，当他们经商致富“累赀巨万”之后，没能完成历史性的角色转换，实现从封建商人向资本家的蜕变，不像西欧商人那样，在据有一定资本实力后就把住良机，乘势经营扩大再生产，发展海外贸易，由此逐渐集聚壮大成一股由一个新生阶级所掌控的足与封建势力相抗衡并最终可以进攻摧毁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大经济力量，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欧美社会的面貌。相反地，徽商却大多没有把手中的资本进一步投入产业领域，而是让它流向走错，转向并沉淀在社会消费领域，纷纷不计成本地忙于追逐封建功名利禄，或买田置地建宅造院以图告老安享，或捐献输纳于其它公共建设换取好名声，甚或为奢华生活而大肆挥霍浪费，于是错失了新的发展机遇，到头来依然还是持有浓厚落后保守意识的封建商帮，处于暮气沉沉状态之中的后期徽商无论创新意识还是创新能力都大大减弱，变得越来越守旧，最终便在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沉重挤压下衰弱下去，一蹶不振。而徽商落到这一地步，固然有诸多历史因素所致，包括有政治的原因，比如政府改变了盐的配额，盐商最大的靠山没有了；也有交通方面的原因，比如津浦铁路的开通，运河的漕运就废掉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开埠后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品的冲击，而这个时代的徽商却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开发出新的商品，这样，原来的市场就慢慢萎缩了。因此，这也是一点启示，就是要以变应变。可见，徽商的衰落，这其中恐怕与“徽商精神”里存在的某些负面的东西起到一定作用也不无关系。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它闪光的一面，还要理智地以史为鉴，剖析其晦黯的另一面，这样便能更好地利于汲取精华剔除糟粕的努力。

譬如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因此带着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徽州商人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始终没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徽州商人中从商而终的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再说在古徽州两头“在外” 的情况非常突出，徽商的商业行为与家乡联系不大，特别是到后来，连商品也不在当地生产了，徽商与徽州实际上已经脱离关系，徽州仅仅是出人而已。如果没有经济联系，而外面赚的钱更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往可赚钱的地方走，所以当年奔走四方的徽商在从业期内几乎没有什么人回流本土，更多的却是到老归乡以度余生。于是出现徽商足迹遍天下，本土产业空心化的状况。当然，欲改变它，就得搭建平台来保持在外商客与本土的经济联系，而要保证这个平台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产业要有前景，体制要更有活力。经济发展的梯度总是存在的，有梯度就有商机。当年的徽商在外面是何等富可敌国，然而对他们的家乡而言，似乎只带来了无数雕梁画栋的宅院，而并无产业上的联系。徽商兴盛了很多年，为什么在清朝末期进入低谷，直至衰落，失败的原因是后期徽商创新不够、盲目求大，根在其宗法性小农意识突出，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地改造自我，改造“企业”。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些便是其时代局限，尤其是宗法性小农意识成了茧缚徽商头脑与手脚的历史糟粕，应予弃除。

再比如说商业企业管理问题，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科学管理，而传统徽商企业管理的核心却是伦理管理。在传统徽商企业里，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而是师傅和徒弟、老板和伙计的关系，又或者是宗法、血缘等关系。从这点上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徽商为什么从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始销声匿迹。胡雪岩是最后一个成功的徽商，他的失败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正好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随着传统时代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徽商传统落后的经营模式与管理方法再也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毕竟，钱庄肯定竞争不过银行，胡雪岩也斗不过洛克菲勒！再说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徽商崇拜官商权钱结合的信条实际上也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糟粕，有悖于商业竞争原则。所以，对于传统的徽商精神，现在我们必须要及时进行扬弃，弘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要用“批判与再造”的方法来重塑现代徽商精神，从而用现代“商人意识”来改造自我，改造企业，重振徽商雄风，促进现代商业经济的新发展！

总之，与时俱进弘扬徽商精神，这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今人的职责！我们这一代应当要不辱这一历史的使命！

　　

　　      （本课题组由叶鸣声牵头策划、郗延红担任主执笔人，

杨晓黎、许顺进、方亮春等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