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衰落原因新探
董 家 魁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由贾入儒”是徽商的终极关怀，因此徽商致富后，不少人弃贾从儒或让子弟专习儒业。究其原因，主要是已经致富的徽商在解决了生存危机后，开始追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大批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一是导致商业资本损耗，影响扩大经营；二是使得从商人数减少，群体实力削弱；三是一心向儒，贾事必衰。本文认为，这是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明清；徽商；由贾入儒；衰落原因
清道光以降，主宰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徽商衰落，不少前辈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研。有学者指出，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使得徽商主体一败涂地；主观原因是徽商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被历史所淘汰。有学者认为，徽州商帮的衰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乃是加速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另有学者指出，徽商在享受封建政权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同时，更受到封建政府的压榨勒索，加上各种捐输、急公济饷及灾赈、报效等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导致了徽商趋于衰落。还有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指出徽商衰落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主要表现在商品落伍和市场萎缩两个方面，认为徽商兴于长江三角洲，最终亦衰于长江三角洲。
[1]诚然，导致徽商衰落的原因应该有多种。以上专家学者的观点都很独到，值得肯定。其实，很多徽商在业贾致富后弃贾从儒，更为甚者，徽商普遍地让其子弟专习儒业，以至儒而不贾。因此，笔者认为，大批徽商及其子弟后代“由贾入儒”，也是促使徽商趋于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由贾入儒:众多徽商的终极关怀
随着财富资本的不断增多，身处“四民之末”的徽商，其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就愈发强烈。受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使得徽商视“业儒入仕”为独尊。在经商致富后，很多徽商就不愿意再业贾了，他们或自己“弃贾从儒”，或教育子弟“儒而不贾”。
1、“弃贾从儒”
这也可称之为“先贾后儒”。不少徽商致富后，自己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对他们来说，经商不过是为自己或子孙业儒仕进打下一定的物质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弃贾业儒或由贾入儒。如清初休宁人汪錞经商十余年后，“复习举子业，读书江汉书院”，后来一举登第，“擢吏部文选司主政”。[1]（卷6人物·宦业）江登云，清康乾时人，16岁随兄外出经商，虽大获成功，却殊不自得，决心要“为国家作栋梁材”，终于弃贾业，入武庠，“连第进士，膺殿廷选，侍直禁卫”，官至南赣都督。[2]（卷9）又如清黟县商人汪廷榜，少时业贾至汉口，“见船楫相蔽数十里，江波浩淼，忽心动曰：‘文之大也，有如此乎!’”“归而读书，能深思”，后读书于钟山书院，通算学，最后“中乾隆辛卯第二名举人”。[3]（卷6人物·儒行）最值得一提的是新安盐商程晋芳，在商人们争相豪侈的时尚下，他却“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后乾隆皇帝南巡，程晋芳献赋，授内阁中书，再举为进士，最后“议叙改翰林院编修”。[4]（P295）袁枚称他“束发愔愔便苦吟，白头才许入词林。”[5]（第3册程鱼门《刘姬行》）程晋芳一生主要从事着“儒业”，堪称是徽商中“弃贾从儒”的典型代表。
另外，徽商“好儒”、“入儒”的基本倾向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明代徽州人汪道昆在《太函集》卷五十二中总结道：“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总的看来，明清商人贾有所成，“宁弛贾而张儒”，反映了徽商对儒业功名的不倦追求和终生向往。
2、“儒而不贾”
这主要是指一些徽商业贾致富后，就不再让其儿孙后代从商业贾了。他们把自己挣来的钱财用于培养子弟的业儒入仕上，这些徽商的子弟后代也许从此就不再服贾了。那么，在这些不同代人的徽人之间就表现为一种“由贾入儒”的特征。
明初休宁人汪昂，“初业儒，已而治鹾于江淮荆襄间……愤己弗终儒业，命其仲子廷诰治书，隆师备至。日以望其显名于时，以缵其先世遗烈。”[6]（昂号云峰配王合纪传）歙县人江珮，“未为儒，去而从贾，非其志也，……尤专意程督诸子修儒术，延师课业不遗余力。”当他的弟弟应试不利，想弃儒从贾时，他则训导其弟：“夫农之望岁，固也，奈何以一岁一不登，而辍耕乎？且吾业已悔之，汝复蹈吾悔耶？”其弟发愤，终于考取进士。[7]（故处士沙南江公墓志铭）又如休宁商人金赦事贾大饶后，其妻戴氏对他说：“乃今所不足者，非刀布（指钱财）也，二子能受儒矣，幸毕君志而归儒。”[8]（卷52）于是遣二子入太学。黟县商人胡际瑶有三子，他业商有成后，就命长子和三子习儒，次子随他习商。歙县许晴川也是“五子咸延名师以训”。[9]（卷6贺晴川许公六十寿序）更为甚者，黟县舒大信“置屋十余楹为族人读书地”。[10]（卷7）婺源人程世杰独立重建“遗安义塾”，“使合族子弟入学”。[11]（卷33）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徽商致富后，如果自己不能“从儒”，则把“业儒仕进”的希望寄托在兄弟子侄身上，令他们专习儒业，以求入仕居官。从而使这些徽商的子弟后代大都走上了“儒而不贾”的道路。
那么，导致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仅就自己的见解探析如次。
1、经商已富，不贾无忧
徽人之所以外出经商，以至形成闻名遐迩的徽州商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之事业起，牵车牛服远贾，今日徽贾之足迹，殆将遍于国中。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 [12]（缘起）古徽州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谚。这里“地狭人稠”、“土不给食”，徽州人必须“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13]（货殖）因此，在徽州，“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14]（第3则）他们都将经商治生作为首要的谋生手段，把外出经商看成是当务之急，是自己应该尽本分所从事的人生事业。在走出丛山，外出经商后，徽商能够“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15]（卷下）具有义无返顾、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终于，经商使徽人得以摆脱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不仅没有被环境困死，反而以新的生存方式发财致富了。正如谢肇淛所指出的那样：“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16]（卷4）
随着徽商业贾的成功和资本的增多，徽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大为改善，以前那种“不贾则无望”的现象不存在了。致富后的徽商可以不再业贾营利，以至“弃商从儒”了。富有徽商的子弟们也不必再“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更不会再发生象《初刻拍案惊奇》中“屯溪潘甲与妻滴珠刚成亲两月，就被潘父逼迫外出经商”那样的悲惨故事。他们完全可以依靠父祖业贾得来的财富，来安心地专习儒业以求仕进，从此走上“业儒”的人生道路。
2、商人位卑，士人位崇
徽商业贾致富后，之所以会选择“弃贾从儒”或“儒而不贾”的道路，原因就在于商居“四民”之末，一直处于被贬抑的地位；而“读书做官”“不仅在文化伦理上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在世俗中也成为最具体的终极人生目标。”[17]明清时期，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上谕中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18]（卷57雍正五年五月初四）乾隆屡下江南，南方商人极尽阿谀讨好之能事，然而乾隆并未因此对商业产生倾斜。他明确表示：“欲使天下之民，皆尽力南亩，……将使逐末者渐少，奢靡者知戒，蓄积者知劝。”[19]（食货志一）这些都反映了商人的地位低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徽商心中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自卑和压抑。
另外，徽商“由贾入儒”的原因还在于“业儒入仕”是徽商的终极人生关怀。他们之所以崇儒，乃是认为儒能“大吾门”、“亢吾宗”，致远大之业，贾则不能。在徽商看来，“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即使富埒王侯，也不能荣宗显祖，光耀门楣，只有业儒入仕才有可能。如明休宁人汪镗，“去海上业贾”，终于“饶裕自若”，“生子五人，皆强干能世其业”，但他在临终时仍叮嘱其子曰：“吾家世着田父冠，吾为儒不卒，然簏书未尽蠹，欲大吾门，是在若等……”。 [20]（卷6处士镗公传）又如明代歙商汪海已是上贾，但他在命儿子汪体义治经术时说：“其从叔父入太学，庶几异日大吾门。”[8]（卷55）吴佩虽以服贾起家，却常对妻子说：“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大我宗事，顾我方事锥刀之末，何以亢宗？”[8]（卷72）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了徽商及其子弟“由贾入儒”，原因在于“显宗扬名”、“光宗耀祖”。
3、从商艰难，业儒效好
虽然徽商大多“以末致富”，但其中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首先，徽商外出经商，要忍受离别亲人之苦。据《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记载： （屯溪潘甲娶滴珠为妻），却早成亲两月，潘父就发作儿子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潘甲无奈与妻滴珠说了，两个哭一个不住，说了一夜话，次日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去了。而且徽人经商，常常是数年一归，甚而“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21]（卷17）正所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5]（第7册新安竹枝词）其中的辛酸滋味，只有徽商本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其次，闯荡商海，不仅要历尽劳苦艰辛，还要忍受失败挫折之打击。徽商外
出经商，可谓饱尝寒暑之苦，频历风波之险。如徽商程锁“与十人盟，务负俗攻苦，出而即次，即隆冬不垆，截竹为筒，曳踵车轮，以当（挡）炙热。”[8]（卷61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徽商汪华之父汪彦“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14]（第3则朝奉郎挥金倡霸）嘉靖时歙县木商许尚质在回忆自己经商的艰辛时，不禁感慨道：“间自念曩入蜀时，迷失道，伛偻扳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竖，……”[9]（朴翁传）由于各种原因，亏本折阅之事，所在多有。“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徽商有着“百折不挠，万难不屈”的进取精神；但另一方面也明显折射出徽商业贾成功之艰难。
再次，最为残酷的是，徽商业贾还要忍受封建政府和官吏的抑制和盘剥。明清时期，政府严格控制盐、茶、金属等主要商品的贸易，商人涉足其间，如履薄冰，非常危险。又由于封建政治的腐败黑暗，商税繁重，关卡林立；再加上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他们视商人为俎肉，大肆压榨勒索，使经商困难重重。商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其从商艰难之状况可想而知。
相反，与服贾相比，业儒的境遇和效果就明显好多了。徽商本人或子弟一旦业儒入仕，跻身于官僚士大夫行列，说不尽的好处就会纷至沓来。首先，徽商在政治上可以身居官位，提高身份地位，从而实现其扬名声、显父母、光门楣的人生终极目标。其次，尤其在经济方面，可以优免徭役，转嫁赋税，更可以官商结合，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获钱。因此，业儒与服贾两者在境遇上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残酷与不公的社会现实使徽商认识到：只有“业儒居官”，才能真正
身价百倍，才能真正算得上衣锦还乡、泽被后代的成功人生。这些都是促使经商致富后的徽商“由贾入儒”的必然因素。
二、贾而好儒：盛于斯，衰于斯
古徽州地区号称“东南邹鲁”、“文献之国”，是个“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商普遍地喜好读书，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在徽商兴起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徽商能够“好儒而贾”、“贾儒结合”，从而取得了“以儒助贾”的良好经商效果。可以说，“贾而好儒”是徽商走向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贾而好儒”，还是“由贾入儒”，都体现了徽商“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有其积极的和值得肯定的一面，如对于传承徽州地区的昌盛文风，对于提高徽商的文化素质以助其经商成功，对于保存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等等，都有着不容忽视、更不容抹煞的特殊作用。
然而，凡事当作两面观。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徽商“好儒”的不正常发展，导致了徽商致富后“弃贾从儒”，或者干脆让其子弟后代“专习儒业”，以至“只儒不贾”。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可想而知，这对徽商所从事的职业——“商业”来说，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应该是促成徽商走向衰落的因素之一。
1、商业资本损耗，影响扩大经营
徽商业贾致富后，其资本的出路有很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投资于自己入儒和子弟习儒的花费上面。为了赢得社会的尊重，为了达到“业儒入仕”的人生目标，徽商不惜工本地从事着自己的“儒业”。如两淮盐业总商歙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富可敌国。然而他“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22]（P153）又爱好收藏书画文物等，当时的一些篆刻名家均与其有交往，座客常满，花销很大，逐步陷入窘境而不能自拔。后来不得不靠借皇帑来勉强维持营运，至“身殁之日，家无余财”。徽人汪己山，“家富百万，列典肆，……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彦毕至，投缟赠贮无虚日。……未及二十年，家遂大落，典肆以负帑入官。汪亦贫悴而死，未至六十也。”[23]（第24册豪侈类）又如歙人程晋芳“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徽商对“入儒”花费的慷慨投入，必然会导致其贾事投资的相对减少。
徽商对其宗族子弟的业儒投资，更是不遗余力。歙县盐商鲍柏庭不惜重金延揽名师，购买书籍教育子弟，并且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24]（卷2柏庭鲍公传）婺源人程世杰，“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11]（卷33）清休宁人吴国锦，“业盐策，资日以饶。……择其（子弟）俊秀者，助以束修膏火之费，使竟其学。”[25]（卷14人物·孝友）休宁人“汪田柱捐输五千两，徐名进亦捐输银五千两，……以为本邑士子乡试盘费，立有规条，以垂久远。”[26]（卷3营建·学校）此外，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业儒就学，徽商还在城乡各地广设家塾、族塾、义塾、义学，同时，大力倡修书院。在清初，徽州书院多达54所，大多为徽商捐资所建。在外地徽商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也捐金建立书院，为子弟习儒提供方便。从上可以看出，致富后的徽商大都不惜重金，投资于子弟的业儒入仕，这就日益损耗着徽商的资本，影响了徽商经营资本的周转，从而也影响了徽商对商业的进一步扩大经营。
2、从商人数减少，群体实力削弱
由于徽商对儒业的崇慕和对入仕的向往，使得越来越多的徽人“由贾入儒”，拼搏于科场功名。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生员则更多。有清一代，歙县一地本籍和寄籍“官京朝取科第者”，共有进士296人，另有举人近千人。[5]（第11册）这仅是一朝一县的统计，若算上明清两朝六县的统计，其数字更为惊人。再以徽商中的两淮盐商为例，从顺治二年（1645）到嘉庆十年（1806），在这160年间，两淮徽商子弟登科者高达256人。而同一时期，两淮的陕西商人子弟登科者仅为45人，山西商人子弟登科者只有22人。[27](科第表)以上数字表明，无论在不同时期上，还是在不同商帮之间，徽商子弟登科入仕者都在不断增多。所以研究徽商的学者们认为：两淮盐商中的富商之家，经过一两代后，其子孙大多不是加入儒林，就是荣膺仕宦。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财源茂盛”，而是显名于时，甚至是扬名后世。[28]（P211—213）
众所周知，过去的科举中第是非常困难的。俗话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上面所统计的徽州人物，只是“榜上有名”者，是科场上的佼佼者和成功者。然而，科举应试犹如“千军万马闯独木桥”，其中“名落孙山”者，也许是那些“登科入仕”者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可以推断出，徽州将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弃商从儒”，也有更多的徽商子弟专习儒业，“儒而不贾”了。有如此众多的徽商子弟甚或徽商本人拼搏于“科场”，那么就有相对应的如此众多的徽人退出“商场”。因此，“由贾入儒”使得徽人业贾人数相对减少，而徽州商帮以其“从商人数之众”而著称的优势在削弱。由于商业的经营主体是商人，从商人数的减少，徽帮群体实力的削弱，也将会促使徽商走向衰落。
一般来说，徽商都倾向于让素质较高的子弟后代业儒。这样，徽州商帮中的从商精英也就会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徽商整体素质的下降，自然也不利于徽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战胜对手。
3、一心转向儒业，贾事趋于衰落
徽商发财致富后，很多人便无心再贾，而是热衷于“儒业”。徽商荒于贾事的经营和管理，就会导致贾事的不振或衰落。明代歙商王廷宾遍游吴、越、齐、鲁，喜好交结文友，诗名日起，当时有人担忧地劝告他母亲：“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他母亲却回答说：“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29]（卷4）对其子经商不善毫不介意。这虽不能确定王廷宾已经“弃商从儒”，但他这样长此下去，必然隐藏着其贾事将趋于不振甚或衰落的危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由商入儒”的程晋芳。他是乾隆朝进士，后议叙翰林院编修《四库》，著有《勉行堂诗文集》等，且“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30]（P357）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商人，他无疑是不合格的。程氏“耽于学，见长几阔案辄心开，铺卷其上，百事不理。” 而且“付会计于家奴，任盗侵，了不堪诘。”[31]（卷26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即把商业上的一切经营活动，全部交付家奴管理，任凭他们上下其手，一概不予理论。袁枚在给程晋芳兄长的信中写道：“近闻令弟鹾务渐衰，高谈性命。仆屡以儒者治生之道，切切相规，不图其铅椠日富而囊橐日空也。”[32]（卷1与程原衡）在其他的书信中，袁枚亦屡次提及程晋芳“高谈心性，不事生产”、“好买书籍，好赠朋友，而二十年家产荡尽，致于逋负山积。”程晋芳如此“专于业儒”而荒于贾事的经营和管理，必然导致其贾事的衰落。
另外，徽商崇儒轻贾，等到经商致富后就“由贾入儒”，这就阻碍了徽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正如研究华商历史的郭德利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史籍中不乏有关从商致富的记载，但几乎毫无例外，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最后总是倾向于把累积得来的财富或过剩的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供应下一代有闲沉浸于传统典籍，参与科举，以便进入官僚行列，即使有人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其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因此，我们可以说，引发人们营商致富的动机中，实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17]这段话正揭示了徽商“由贾入儒”并教育子弟后代“儒而不贾”的本质动机，这必然会遏制徽州商人的敬业和进取精神，从而不利于徽商贾事的进一步开拓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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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家魁（1980— ），男，安徽阜南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03级硕士生，主要研习明清史，尤致力于明清徽商研究。
[1] 参见王世华《徽商精神与现代经济》，《安徽日报》2003年4月11日；周晓光《19世纪50—60年代中国社会的战乱与徽州商帮的衰落》，《
，94首届国际徽学讨论会文集》，黄山书社，1996年；叶显恩《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江淮论坛》1982年3期；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安徽史学》2004年5期。
